杀马特我爱你

杀马特和非主流，传到我们乡镇高中应该是2009年。迷恋80后作家的风潮渐渐平息，博客时代进入尾声，移动互联网蓄势待发，一种极具视觉冲击的符号进入了小镇青少年的视野。

高中生身处学校，不能拥有五颜六色的头发，至多改变形状，在底线之内做出最爆炸的头，算不上杀马特，比较接近“非主流”，弥漫着一种病态的气息，主题围绕着爱情和死亡。

当时有一个很火的MV，忘记叫什么名字了，画面上是一场葬礼，西式的，一个穿着白裙的女士躺在棺材上，周围很多穿黑西装的男士，好像捧着玫瑰花？简直有点精神图腾的意思，好多同学喜欢。

我的同桌可以算个“非主流”，家境是班上最优渥的那批，学习成绩很差。她常常买许多册子还是贴纸？（非主流有很多商业产品）上面有涌血的白玫瑰、哥特风格的建筑、多彩夸张的发型、字体奇特的句子，颜色都中间亮，四周黑，LOMO风格。

有一张印象特别深刻，同桌给我看，图上是俯拍的一双脚，黑黑的，非常瘦长，脚趾上的皮肤皱皱的，指甲盖涂成黑红色，两脚之间夹着一朵花。当时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些，阴气特别重。

她还玩过程度比较浅的自残，割破手指，把血滴在买来的双氧水上，看两者相触产生的泡泡。她脸上作出惊喜的笑容，并请我看。一开始，我很认真地问她怎么了，但她总用云淡风轻的态度一笑了之。我没说出来，但心里认为这是吃饱了撑的。我从来也不理解她。

那些富有的同学，穿衣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不论男女都倾向紧身的裤子，最好是低腰的。有些男生非常干瘦，冬天也只穿一条紧身裤，看上去很不健康。

大家也积极地修改QQ名，绞尽脑汁像一个拗口的、复杂的、霸气或悲伤的网名。

在学校之外，非主流也很有影响力。我表姐在那个年代拍过一张照片，在姥姥桌子上放了好多年。她的发型十分张扬，靠近头顶的近三分之二的头发是向上的、爆炸式的，剩下三分之一头发是直挺挺垂下来的，刘海厚重，紧紧贴着额头和眼睛，没有染色。

这好像是当年我们那最流行的发型，我的高中同桌、舍友，都留过此发型的内敛版。那年代许多贴在橱窗里被当做模板的大头贴，也大多是这样的发型。老师对此有些意见，但从没在父母长辈那听过什么不满，估计当时都觉得挺潮的。

不知道其他地方的“非主流”是怎样的，2011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非主流”已经在同学亲友间消失了。我的表姐、同桌发过许多照片，她们再没有留过相似的发型，也没有流露出对死亡、枯萎的迷恋。对她们来说，“非主流”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潮流。跟随着时代，她们又追逐过许多潮流。

但杀马特很令人震惊，这些人热爱五颜六色的爆炸式的头发，他们至今从审美上热爱这一点。而且对于纪录片中呈现的这些人来说，杀马特的外形和内在是统一的，发型、衣饰寄托了精神。这真是一个奇妙的、被忽视、被误解的群体。

查了一下资料，在2010年代初，就有很多学者呼吁关注杀马特，认为这是经济问题造成的有精神失落的群体。

2014年，有一篇文章《“杀马特”现象的社会学解读》，结尾是这样写的——

更让人担忧的是，“杀马特”群体面对这些质疑和贬损却毫无还手之力，他们缺乏对自身及围绕自身所产生的文化争议的归纳和阐释的能力，无形中被褫夺了言说自我的权利，并承受着来自精英文化的规训。

在这个意义上看，“杀马特”青年虽然在努力地抵抗成人世界的文化控制，却难以逃脱整个精英文化的轻视。至于“杀马特”青年，凭借廉价仿名牌服饰和“山寨手机”等穿戴，尽力向城市时尚靠拢时却反遭城市人讥讽的情况，则反映出中国城乡区隔的现实；“杀马特”青年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新移民大潮下的阶层区分扩大的副产品。

如果中国的城乡差异不能较好弥合，那么收入微薄且文化资本缺乏的“杀马特”青年，任何的一次精神文化上的更新以及努力向城市文明靠拢的行动，都难逃被围观、被贬损、进而又很快被忽略的命运。

我曾经在漫长的时间里对“杀马特”嗤之以鼻，实际上并不了解，想起来很难为情，很惭愧。感谢李一凡导演拍出《杀马特我爱你》，给了这个群体言说自我的权利。希望能有更多深入的报导，而不是蹭热点继续消费。

现在最大的好奇是，围剿杀马特是怎样兴起的，又是怎样的结束的？为什么这股势力如此坚韧不拔，而且能以摧枯拉朽之力让杀马特土崩瓦解？

*感谢孟浪赠票，感谢X放映。

几年前第一次听说“杀马特”（洗剪吹），的确是在污名化的语境下。

“洋气”的城市中产精英们把他们当作一个笑话。

李一凡这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无论本身如何，探讨的现象及还原的这些青年的状态，很有意义。

涉及了太多所谓“人口红利”背后农村几代人付出的巨大代价。

进城打工者或许局部改变了家庭的经济状况？然而身后是多少破碎的家庭、没有父母照料、小学没读完就辍学去城里闯荡的“留守儿童”……有个年轻人说：童年跟弟弟一起乞讨时自己饿昏的记忆像一根钉子钉在心里，盖过一切其他童年回忆。

他们在城市被欺骗、被压榨，用五彩发型、奇装异服给自己壮胆、发泄压抑、找到彼此（“杀马特”各种家族）。想起Malcolm X说少年混社会时喜欢穿特别夸张的zoot suit，也是非裔和拉美裔边缘身份的体现，也常遭受主流社会的嘲笑奚落，甚至暴力攻击（1943年洛杉矶的zoot riot，白人士兵认为这种奇装异服浪费布料，剥衣、殴打拉美裔少年）……

每次听到傲慢的欧美人嘲讽“made in China”的东西质量差，我很想让他们了解一下他们买的廉价物品后是多少打工者流在流水线上的血汗泪，无望的青春与被摧残的身体与精神…

教育是重要的。上午听一个留过学的年轻人说那些外卖骑手水平就那样了，教育也没有用，只能是温饱后刷刷手机过生活。这是居高临下的精英态度。教育对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用，Malcolm X由一个滥掷光阴、吸毒抢劫的年轻人成为见识非凡的非裔领袖，因为他在监狱里疯狂地读书思考。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或者都需要成为Malcolm X，但足够的教育起码让打工者了解如何更好地了解合同、了解劳动法、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本来应该赚七千多工资，被老板算来算去，算成了29元，只能自己痛哭。当然，这野蛮残暴的系统性剥削，仅靠个人教育不够，要有各方力量给政府施压，迫使其不要一味偏向企业，而是制定更完善的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法规。工人要团结，也应有社会各方的支持。

“杀马特”的生存空间被极度压抑，如片尾旋转拍摄的迫人的工人宿舍楼。他们的工作对身体、精神极具磨损性与毒性，常有人觉得生命无意义。教育可否提供其他可能性？从民国左翼知识分子办“平民夜校”到社会主义时期各种夜校、成人学校，都帮助一大批工人以各种方式争取权益、改变境况。可惜如今各种教育机构都极度商业化市场化，以公共服务、职业培训为目的的愈发稀少（或者我并不够了解情况）。

如此说并非要要回到过去（不可能也无必要），而是要借鉴过去有益的、却被抛弃的经验。无法指望资本家讲良心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宁可拿大笔金钱假充“善人”也不会主动提高劳工待遇。政府的监管职能与社会的舆论导向至关重要。

“杀马特”几乎曾经成为非正规非暴力的帮会组织，他们彼此取暖。然而，没有阶级意识的亚文化“反抗”只能被招安进商业浪潮，即使这样，都构成对“主流”的威胁而遭到破坏……“三和大神”们，可能是更原子化、更无望的存在……

作者： 杀马特·面

在中文互联网世界中，“杀马特”绝对算不上是褒义词。不会有人认为“你也太杀马特了吧”是夸赞的话语。

在2013年前后那次清理三俗信息的行动中，杀马特被定义为“低俗”，从而被主流禁止、打压。

同时，他们也面临着来自城市、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的嘲讽——“杀马特强子”等微博账号兴起的本质就是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对于失语底层的一次猎奇与嘲讽。

当“杀马特们”被嘲讽、被表达时，那些嘲讽他们的精英也许并没有认真思考过，“杀马特”这个概念下的个体到底是谁，以及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与主流的嘲讽不同，独立纪录片导演李一凡对杀马特有不同的看法。当他2013年第一次知道杀马特时，很兴奋，认为这是一种“审美自觉”，是底层通过自我糟践的方式去抵抗社会的主流审美。

然而在采访了78位杀马特（采访67位，网络采访11位）、收集了915段杀马特们和其他工人提供的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之后，李一凡发现他之前对于杀马特的认知是错误且可笑的。

在这次长达两年多的走访中，李一凡重新认识了杀马特。

在他看来，夸张的发型之下，杀马特是一群疏离的留守儿童，是每天在流水线上日夜不休的底层工人，是生活体验极其贫乏的年轻人，是不被城市和主流社会接纳的农民工。

李一凡导演将拍摄和收集的素材剪辑成了一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他说：“我拍的不是杀马特史，而是90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

杀马特一直被误解、被表达、被戏谑、被嘲讽。而戏谑之后被忽视的，往往是边缘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杀马特个人史

李一凡导演199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油画系教师，也是一位纪录片导演。

他拍摄的第一部独立记录片《淹没》纪录了三峡水电站第一次蓄水成功之后，长江沿岸的奉节县从搬迁到毁灭的全过程。

《淹没》参加了2005年的法国真实电影节，这一年贾樟柯获邀担任电影节评委。后来贾樟柯拿到威尼斯金狮奖的那部《三峡好人》也是受到了《淹没》的启发。

《淹没》

李一凡的第二部纪录片《乡村档案》（《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记录了中国西部一个农村质朴的生活，是“一个普通西部乡村最本质的现实”。

无论是《淹没》《乡村档案》，还是他由于各种原因未曾拍出来的《猪肉》《劳动法》，李一凡的纪录片里一直都是那些被忽视的底层，以及他对于城市化的思考。

随着对杀马特的了解不断深入，李一凡发现这正好和他一直关注的课题不谋而合。

李一凡曾经是一个很信奉“第一现场”的人，他的前两部纪录片都是跟拍，都采用了特别严格的直接电影的拍法。

在《杀马特我爱你》拍摄初期，李一凡依旧抱着拍摄直接电影的想法。他曾经鼓动自称为杀马特教父的罗福兴举办一个杀马特的线下聚会，并且认为这个聚会将会成为整部电影的重头戏——

“想想那个现场，好多曾经的红人，各种冲突啊，故事啊，理想啊，现实啊，各种恩怨情仇啊，多有意思。”

但最后成片的呈现却与导演最初的设想完全不同，没有核心事件，没有主要人物，没有跟拍，也没有戏剧冲突，只有杀马特在讲述自己的过去与当下。

李一凡放弃了实时素材，放弃了第一现场。本片的素材基本上都来自李一凡对于杀马特的后期采访，以及他采购的那些工厂小视频，再配上一些他从杀马特QQ空间里收集来的历史照片。

李一凡尽可能地削弱了导演的存在感，把话语权还给了杀马特。

电影中，我们看到杀马特回忆自己第一次进工厂的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二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回忆没有父母的童年，回忆在工厂流水线上辛苦的生活，回忆拿到手的微薄薪水，回忆在唯一能够消费得起的溜冰场玩乐，回忆被黑工头欺骗威胁的往事，回忆由于夸张发型不再被工厂接纳的日子......

韩亚杰，一位曾经玩过杀马特的工人，谈到了自己被黑工头欺骗的事。

当时他已经在工厂工作了几个月，除了他提前借支的一千来块，他还应该领取近七千元的工资。而到了结工资的时候，包工头只给了他29块钱。

“那天真的好失望啊。我朋友结了最多四百。那老板真的是黑啊，才给我结29块钱。那时候我回去我女朋友那里，我都哭了。现在那个女的应该都结婚了。”

罗福兴，这位自称杀马特教父的年轻人，曾经也是一位留守儿童。他唯一能够记住的数字就是父亲的电话。在他看来，那串数字是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每次当他遇到问题时，父亲的电话永远都打不通。

“把杀马特当正常人，用人性判断就是我的判断……我只想告诉观众，他们就是最普通的少年农民工、青年农民工。”李一凡导演在采访中说到。

永远都有不被尊重的人

尽管结构看似松散，但导演通过严谨的素材编排强调了自己的观点——杀马特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反映了底层工人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这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所产生的问题，也是底层在一个阶级固化社会中的无奈选择。

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在进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1.27%。当前国家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最快时期，城市化率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

每年都有无数的乡村人口来到城市，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找不到高收入的工作，往往居住在城中村里，其中很多人都没办法融入到城市生活，与周围奢华的高楼大厦格格不入。

他们没办法在城市扎根，也不想回到公共资源匮乏的农村。

在这种强烈的疏离感下，有一部分人选择了用外表伪装自己——做夸张到极致的发型，至少可以被人看到了，哪怕是异样的注视。

后来这群用发型来保护自己的边缘人群成为了网络上很多人口诛笔伐的杀马特。

纪录片的最后，罗福兴说：

”因为这群来到城市的孩子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没办法选择房、车，没办法选择高薪的工作，只能选择成为杀马特，玩不了车、玩不了房，只能玩头发。这个时代永远都有被抛弃的人，永远都有不被尊重的人。“

后来我在微博上发现了罗福兴在某条微博下评论杀马特的话：“这是反叛的方式，目前底层的上升通道几乎是存在关闭，因为没有文化没有背景他们没有什么上升机会，同时因为小时候缺乏关爱教育，才会产生的群体，就算没有杀马特也会有其他貌似杀马特的群体。”

罗福兴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去了工厂打工，在某次采访中，当被问到“你想做什么”时，罗福兴笑着回答：“做一名社会学教授。”

梨视频对罗福兴的采访

后来他又说：“我是有很多理想想去做，而我又没办法去做。打个比方你想当教授，搞个艺术之类的，但很难啊，你凭什么，六年级毕业。”

在记者的追问下，罗福兴再次补充道：“也不是无法实现，现在慢慢积累吧。”

“今年杀马特没有聚会”

2020年9月，罗福兴计划国庆节在他所居住的东莞石排镇举办一次杀马特小聚，为此他还特在他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推文，欢迎杀马特来参加聚会。

三天后，罗福兴再次发布推文，却是宣布今年的杀马特聚会已经取消，因为“石排国庆不允许出现杀马特”。

《杀马特我爱你》中记录了一场黑粉对于杀马特的抹黑行动，很多黑粉潜伏在杀马特的QQ群、贴吧里，并伪装成杀马特做出各种出格的举动。

“自黑不是杀马特！”导演多次在纪录片中强调这句话。

李一凡没有探究这些黑粉的来历以及目的，只是经过那次大型黑粉行动之后，杀马特成为了主流话语的清理对象，他们越来越边缘化，也越来越少了。

他们必须改变自己来迎合主流，因为只有在剪掉夸张的发型之后，他们才能得到一份在工厂的工作。

在李一凡第一次知道杀马特的2013年，《Foreign Policy》就关注到了杀马特这一群体，在一篇名为《vanity fail》的文章中，作者写到：“杀马特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反映了更深层次的原因：集体疏离感，这是中国移民大潮和这个国家阶层区分扩大的副产品。”

随后国内媒体也有跟进报道，南风窗发表了文章《“杀马特”：一个需要被了解的存在》，一家门户网站也发表了评论《无需苦大仇深地看待杀马特》，都提出了对于杀马特的不同理解与认识。

但这种讨论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当时国内的主流声音依旧充满了对杀马特的讽刺与谩骂。那家门户网站评论的最后有一个投票：“你觉得杀马特文化是庸俗的吗？”

73%的人选择了“是”。

7年后环境有变得更加宽容吗？反正今年国庆杀马特没有聚会。

社会经济一直在向前发展，但环境好像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宽容，现在主流很多声音依旧认为杀马特审美庸俗，需要提升审美水平。

而罗福兴在他的微信公众号简介里写到：审美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

某次采访中，李一凡谈到：“我们经常被很多人诘问，你是不是消费乡村，你是不是消费杀马特。我觉得很可恶。那些漠视的人，总觉得别人好像在消费，他啥都不管、从来不参与。”

在那个被转发了2.1万的一席演讲中，李一凡导演在最后说：

“每个人都是活在社会里面的，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社会的处境，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社会史。关注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关注社会，只有在你对社会的观看没有盲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不是活在《西部世界》那种岁月静好之中。”

参考资料： 1、《李一凡访谈：杀马特我爱你》——非访谈公众号 2、《杀马特我爱你》导演李一凡：让被遮蔽的东西被看见｜三明治创作者访谈 3、《他拍了杀马特的纪录片：他们没有被看见，却总是被表述》——端传媒 4、[时代议题]我们都是杀马特——时代周报

昨晚在青书馆和大家一起看期待了好久的《杀马特我爱你》，看完听大家的评论以及看豆瓣短评，想简要说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一、共情？平视？

想看这部片子源自友邻的评论“工人是天生的哲学家”，之后李一凡在一席的演讲深深触动了我，他提到在和杀马特们接触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从来不懂杀马特，“不待在工厂区你是绝对体会不到工人的那种疲劳和贫乏的”，在片中导演也把这种平视与理解完成得非常好，比如从“杀马特”的打工经历入手，谈到他们的整个生命体验，杀马特自己关于杀马特亚文化和资本血腥残酷剥削的想法，没有外人说话，让杀马特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因为杀马特是天生的哲学家。

事后我看豆瓣短评区，第二条评论“都是亚逼谁瞧不起谁呢，存在主义的苦都一样。”这条把本来还蛮感动的我直接搞萎了，导演试图建立的平视的态度在这种表面上的“平视”下直接烂掉了，居然还有两百多赞，可见这么想的人不在少数。

我们与杀马特当然是能够共情的，他们进入一个陌生城市的惶惑不安总让我们想起自己的一些生命体验，如果不能共情的话，我们也很难会想到努力改变这些假的丑的恶的东西。但我们又可以说完全不能共情，我们必须意识到杀马特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她们在说“她们”的故事，不是我们这些坐在青书馆里玩着手机，享受着高等教育的小知识分子的故事，这里面是有杀马特的主体性的，只有意识到杀马特作为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的人的存在，导演“平视”的目的才能达到。

而这条短评实际上粗暴地将杀马特视作亚逼，并且说认为她们和我们一样，我想还真不一样，这种想法实际上剪裁了杀马特生命中那些她们真正想说出来的部分，那些血淋淋的工厂，吃人的流水线，留守家庭的孤独，以及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凶而做的头发，这些独特的东西是不能够和我们的生命体验贴合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让“杀马特”讲自己的故事，把这一切归结为“存在主义的苦”，你将心比心问问杀马特们，她们会同意吗，她们会说：你们被黑社会用铁锁砸过头吗，你们在工厂里被牛马一样训斥过吗，你凭什么那么傲慢地说你的故事。杀马特不需要我们的施舍，我们只需要听她们讲自己的故事，这种异质性并没有预设“高贵”与“低贱”，而是让杀马特们作为真正的哲学家，此刻我们是学生，听他们讲述教授我们不知道的，真正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故事。我不知道类比古代的怨妇诗合不合适，在这里面“怨妇”们有这样的生命体验吗？或许很难说没有，但是更多存在的，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被裁剪，男诗人实际上在将怨妇作为抒发自己生命体验的工具罢了。

二、多元文化

还有短评将“杀马特”作为一种“多元文化”，主张社会应该对这种多元文化进行保留的。之前友邻的一条想法引用了齐泽克的评论，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引用过来：“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带着距离的种族主义（占有普遍性优越地位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对“无害化”他性的凝视），其实放在这里也很合适，我们没法忽视这种杀马特亚文化产生的土壤，这是带着鲜血与眼泪，带着沉重的枷锁的，我们将其作为让我们的社会（或者说既有秩序）更多姿多彩的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就是说，“你们弄杀马特吧，我们不妨碍你”。但是这些工人们呢，依然在流水线上遭受非人的待遇，依然孤独，依然惶惑不安，依然为了活下去而弄杀马特。更别说这种“不妨碍你”在结构中根本不可能实现。

再有，这种杀马特亚文化是否是真正的反抗，每每提到这个问题我总会想到刘昕亭那篇对丧文化的解读，即丧文化是资本主义新神经剥削下青年主体的调适与忍耐。当然杀马特不只是这样，有意思的地方并不在于这种五颜六色的夸张头发打破了工厂的秩序，打破了流水线上千篇一律的生活，因为我们看到在工厂的压迫下，杀马特被迫剪掉了自己的头发“仿佛失去了自尊”，真正面对结构时头发并没有力量，在工厂的指令下只能收敛了自己的锋芒。但可贵的有一点是杀马特们在这种环境中达到了联合，“只要你玩杀马特，我们就是家人”，开始有了共同话题，在城市中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她们有了归属，有了自己的组织，在这个乌托邦中可以上升为“贵族”，这种联合也许是实现变革的萌芽。

这部片能挖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简要挑了两点

群岛观影会。片子很平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要有最后一段强加的童年创伤故事征集，我觉得这是一部接近平视、并且愿意与杀马特这种亚文化沟通的纪录片。

导演直言此片对象是知识分子，希望观众能够重新审视文化当中人的主体性，而不仅仅是碎片化的符号。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带来两个问题:首先，一种亚文化是否要承担知识分子所赋予的意义。其次，我们是否有必要去看到这种并不希望被圈外人看到的文化。

亚文化的内核就是一套规则，这套规则简单粗暴，你只要遵守规则，就可以得到同类的接纳。这是对更为公平的社会向往。我想任何参与过亚文化社团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在所谓现实世界中，你的努力在一次次无法掌控的外力中消解。但进入到另一套规则中，你的努力钻研会为你赢得尊重，甚至仰慕。

主流文化对于弱势亚文化的态度一向有二:要么猎奇，要么怜悯。因为一切文化都具有意义，并且指导着人的行动。所以无论主流文化对于亚文化持以何种态度，实际上都是一种破坏性、解构性的凝视。在资本的营销和知识分子的加持下，一种亚文化可以成为流行前沿，在消费主义的圈层中被视为塑造为主流的“革命先锋”，并迅速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而对于另一些亚文化而言，它们没有这样的“资本”。这种没有资本不仅来自于物质文化的缺失——这意味着它们不可能将一句话重复一万遍成为真理，也意味着亚文化本身强势话语符号的缺失，即无法使用中产主流文化的偏好词汇，也无法提出更高维的文化概念。相比起讨论亚文化究竟代表了对主流文化的什么态度，主流文化保持住不猎奇、不评判的心态，才是最好的态度。

不过可惜的是，围猎亚文化才是文化的常态。正如导演所言:“在最后，他们(杀马特)都会被主流文化驯化，变得平平无奇。”无论是猎奇，还是怜悯，这种态度都是中产阶级所喜欢、所悲痛、所拥抱的。这也是能煽动人为之动容、为之付费的卖点所在。在强势文化群体的符号压榨之下，任何处于弱势地位的亚文化都会崩解、溃烂；抑或嵌入媚俗的符号，熬走所有锐气，成为主流文化宣传体系中如臂使指的一环。

看到工厂流水线的那部分，我就特别想打电话给我妈，我就想问问她还记得不记得以前来我们厂做工的那些人。我印象特别深，有次我和我妈在电脑前看快本，我俩都笑得特别开心，然后有个小工进来，问我妈有没有菜，他光吃白米饭吃不下，然后我妈脸上笑容立刻僵硬了，但还是指了一下厨房的位置。后来这个小工不干了，我爸特别生气，没给他结工资，还说他吃了我们家两包方便面，要倒贴我们钱。

我爸以前开厂的时候，就有特别多来来去去的小工，没人能待久。通常都是他们来问招不招人，然后我妈把工作内容啊工资待遇啊说一遍，如果可以明天就能上班。有段时间来的小工特别多，我妈的那套说辞我听得都快会背了，要是有人问我，我也能特别流利说出来。

哎。我爸吃饭的时候经常说，他半夜起来去工厂看，发现那些小工老是睡觉，偷懒，机器都出故障了，他们却一无所知。我爸脾气特别急，他就骂那些小工，扣他们工资，从来不给他们好脸色看。又说让他们睡觉的时候不睡觉，休息的时候就知道上街溜达。哎。谁又懂谁的难呢。

我当时上小学吧，觉得这事好像也没什么错，这些小工就是不行，不好好工作，在大人的潜移默化下，我就觉得外地人都是坏人。

我上初中的时候，杀马特非主流是用来骂人的，特别难听的词，我看到空间里那些五颜六色的夸张的头发造型，都觉得恶心，干嘛搞成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有句特别流行的话，杀马特要是死了，那就是白发人送红橙黄绿青蓝紫人。我知道他们是在找寻存在感，但我依然理解不了，存在感真的那么重要吗？人人都会在某一刻觉悟：地球少了我依然会转。

当然我上初中的时候，也特别喜欢玩QQ空间，虽然没钱充黄钻，但还是要搞点特别的东西出来。个性签名啊网名啊头像啊也经常换，经常上网搜一些句子，哎呀觉得特别符合我当时的心境，擦，我觉得我的文学素养的萌芽就是在这些个性签名的网站里，真的是时代的眼泪。

不想写了，太难过了。

这纪录片我今天早上起床看了一个小时，然后起身准备去上课，我站起来把手插进裤兜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个杀马特。他妈的。

刚去翻了一下空间里的相册，然后找到了这些图，擦！我以前可是站在潮流尖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