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2019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观影点映，映后与万玛、陈丹青、谢飞老师做交流与讨论，有所收获。 陈丹青说：“我也喜欢万玛的其他作品啊，包括弄死那只羊。”老师也真是可爱。

说回电影。电影从家庭、宗教、自由、生活几个维度讨论藏地人民的生活，设计可谓是精良的。例如，一白球一红气球，一姐一妹，一羊一人，阻隔的视听体验。这些虽不是内核，只是小的元素，但值得说一下。

影片海报中，红气球即是气球本身，也是怀孕的肚子，即是希望也是灭亡。正如影片最后一个气球被扎破，一个气球放飞，完美扣住了影片的叙事主题。 白气球是避孕套，影片的第一个长镜头就是“避孕套”视点，白与红的对比不只是冷暖色调的延展，更是避孕与子宫、受孕生命的象征。关于羊，整个片子都在讨论种羊，也在讨论“结扎人”，羊是放情的、野蛮的、需要优质品种，交配繁衍为生命任务的，而人是克制的，受伦理与信仰限制的。影片开场的几组对话，在画面中的视听上，万玛始终拿电线杆和栏杆等东西阻隔两人，人被阻隔，也是命运的不相关，俗话说，悲欢不相通。

这只是视听和符号的表意。

绝不止这些。影片的宣传语是信仰与生活，但影片的落脚点不在此。正如陈丹青老师今天的发言：“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文化下，不完全是一个宗教信仰下，而是在同一个人性下生活。”作为藏地导演，这部电影确实有所反叛，甚至anti-religion。女主角甚至说出了“他们（转世）也有可能出错的”这样的禁忌言语，我称之为“有因的反叛”，具体如何延展，却是不可讨论的，也难以和解的命题。人性，是最终的命题，也是唯一值得在意的，影片只是以点带面，传统功夫以点到为止。

说这部电影是慈悲的，因为万玛在阻隔、交融、与对比中时刻注意爱与人性的温度。妹妹的绝对禁欲与姐姐的幸·性福生活成绝对对比，方知宝贵。而姐姐在最后却说“我还不如做尼姑，没有牵挂。” 是的，影片希望达成和解，却无法真正展现和解，导演万玛在现场说：“所以只能依靠梦境。”比如海边捉痔，哥哥的“奶奶转世痔”被弟弟拿下来看，希望这转世只是身上一片贴图，而不压于人身。再比如，在超现实的场面中，青海湖边的孩童在奔跑，小孩在追，倒影在跑。脱离了梦境，女主人公在现实中却只能寻羊问路，寻鱼问水，一片倒影反射回来，却是自己苍白的脸。 《气球》先在中国调色，而后拿到泰国调色，把绿油与金黄的草丛和土地，全部改成了冷色调为主的基调，这是一小插曲。 如果没有万玛在藏地的生命经验，实在难拍出这样的东西，难怪陈丹青与谢飞老师都说，在其中看到了爱，这是万玛之前的作品也共有的关怀。当影迷朋友问到导演：是否符号化的表达大过内容，万玛说，这部片子里根本没有刻意的符号，因为信仰、生育、放羊，这只是最真实的生活，是每一个藏地人。 这话最为动人，因为真实，所以慈悲。听起来矫情的话，在真实的《气球》里，在生活里，也变得沉重了些许。

文：Tr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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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于北京青年报10月25日星期五C6版 青影院 及公众号“北青艺评”，地址

首映于威尼斯地平线单元的《气球》，在平遥电影节收获广泛好评，许多影评人认为这是截止目前，万玛才旦最好的一部作品。

纵观万玛才旦主要作品的电影节路线，可以发现他是典型的东亚导演登录欧洲的路径：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走的是釜山-鹿特丹这条再经典不过的路线。此后，万玛才旦两次入围上海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寻找智美更登》和《五彩神箭》各有获奖。而最近的三部影片《塔洛》、《撞死了一只羊》和《气球》均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地平线单元，其中《撞死了一只羊》获得最佳剧本奖。这三部影片的电影节路线“上了一个层次”，最主要的是威尼斯-釜山这条线，可谓是亚洲知名导演的标准电影节路线。相对于《撞死了一只羊》选择在次年的北京电影节做国内首映，《气球》则走出了如今已渐成气象的威尼斯-釜山-平遥路线。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平遥国际影展三年来口碑上佳，在电影节“亚洲月”中的地位巩固；另一方面也有诸多发行、制片等其他因素的考量。 与《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相比，《气球》的风格堪称“突变”。视听上的全新尝试，加上对女性处境的独特关照，使得该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是导演创作的一个新起点。

影片讲述青海藏区牧民达杰（金巴饰）一家的故事。因为两个小儿子淘气，把卫生所发放的避孕套当做气球玩儿，使得不想再生孩子的妻子卓嘎（索朗旺姆饰）再度怀孕，而从上师到丈夫达杰、大儿子江洋，甚至卓嘎自己都认为这个未出生的孩子是刚刚去世的达杰的父亲的转世，卓嘎一度尝试堕胎，但终于还是被丈夫和大儿子劝阻。 另一条故事线则是卓嘎的妹妹，已经出家为尼的香曲卓玛（杨秀措饰）的故事，她来到自己的村里为整修寺院筹款，意外发现外甥的语文老师就是和她有过一段伤心往事的“前男友”，“前男友”还将她的故事写成了小说。卓嘎烧掉了小说，并阻止了语文老师和妹妹见面……

当然电影要比上述剧透有趣得多，万玛才旦的作品一向以文学性强而著称，这种“文学性”并不是脱离视听而存在的玄妙概念，而恰恰是在出色的视听基础上，通过巧妙安排情节点和信息，产生了如文学作品般丰富与暧昧的意义，以及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的韵味。这些固然是艺术电影必备的特质，但万玛才旦的作家身份使得他建构意义和韵味的方式更接近于文学的逻辑。

例如片中羊和人的有趣对应关系，影片一开始就是达杰去借种羊给自家母羊配种，并特地抓出了一只“两年没有产羔”的“没用的”母羊，准备卖掉去给上学的儿子做生活费；而苦于避孕的卓嘎则在女医生那里把丈夫比喻成种羊，而她恰恰想要的是“不再怀孕”，按照戏剧或者电影逻辑她当然一定会怀孕，但怀孕的意义却并不是如母羊怀孕那么简单。这种复杂的对应关系和层次丰富的意蕴，正是影片文学性的体现。

《气球》实际上有着一个高度戏剧化的故事，女主角卓嘎面临的问题：一面是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大儿子在县里上中学，两个小儿子又正是淘气年纪，加上公公去世，再生孩子经济、精力的压力都会很大；另一方面，这个未出生的孩子又“印证”了上师的预言，丈夫和大儿子更深信不疑。这构成了一个阿斯哈·法哈蒂式的极端戏剧冲突，因为特定的宗教信仰（或民族习惯）而造成的两难选择。之前，影片还用大儿子江洋被认为是他奶奶的转世这一细节来铺陈，加上卓嘎本人试图避孕的尝试，因此在医院里达杰和江洋恳求卓嘎不要堕胎的时刻，情感冲击和戏剧性既强烈又可信。如果影片就在此刻结束，则堪称一个法哈蒂乃至达内兄弟式的“关键时刻”，事实上这个冲突可以拍得很“抓马”，但是万玛才旦的处理却是十分轻灵的，把这个冲突放置在牧民家庭的日常、孩童淘气的细节，以及出家妹妹的情感纠葛中，并加上了颇为余韵悠长的“尾声”，显示出导演的独特风格。

《气球》的另一个突破之处则在于对女性的关注。女主角卓嘎对自己生育权中“不生育权”的主张，是万玛才旦此前的作品，乃至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中比较少见的，是相当女性主义的议题。尽管这种主张更多地被统合在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原因的考量下，但我们仍能看到卓嘎本人的某种（并不彻底的）觉醒。然而，卓嘎对待妹妹及其“前男友”的方式，又是另一种压抑性的力量。她把那本小说丢进火中，并用谎言阻止了语文老师和妹妹的见面，不论是为了消除误会还是为了再续前缘都因此不再可能。这让她在某种意义上又扮演了一个内化了男权逻辑的压迫者角色。这样的人物写得相当之高级，令人想起谢飞导演在《香魂女》中塑造的香二嫂：同样是被压迫和压迫者的一体两面，同样是有关欲望和生育的女性议题。这种变化是如此明显，使得《气球》比万玛才旦之前的作品都更加容易与观众共情。

此外，影片在视听体系上也有所改变。万玛才旦第一次在影片中使用以手持长镜头为主的摄影风格，同时对有大量弱光环境下的场景，有着极为精细的把握，与《塔洛》的黑白固定长镜头，以及《撞死了一只羊》中油彩式的画意摄影都有相当大的区别。导演在映后问答中谈到，他想通过这种视觉上的设计来传达片中所有人物的不安情绪，以区别于固定长镜头带来的压抑感觉。

手持长镜头带来的效果是更加写实和对时空统一性的更好再现，比如片中给羊配种的段落，水沟两边吵架的段落，以及在市场买气球的段落都完成得相当出色。而更强调人与环境或风景关系的段落，如奔丧和送葬两场戏，导演对低照度下光线的精确捕捉则令人赞叹。

当然，一定要提到的还有片中“火中取书”那场戏，扮演尼姑香曲卓玛的杨秀措确实是真的把手伸进了火中抓出了那本烧掉一半的小说，并因此烧伤，这是堪比朱丽叶·比诺什在《蓝色》中用手划墙那场戏的“献身式”表演。手持长镜头的视听体系也因为这场戏而得以成立，并变得十分必要，这也是影片的高光时刻，它具有着十分珍贵的，穿透银幕抵达真实世界的力量。

达杰一家真的相信藏传佛教吗?还是说相信的仅仅是上师的权威——妻子怀孕是死去的爷爷转世投胎。

达杰之所以一定要让妻子把孩子生下来，而不顾降生的孩子对家庭带来的负担，原因仅仅出于违背佛主意愿可能带来的灾祸。

如此看来，这种信仰便不是纯粹的信仰，而是带有功利心的迷信。

《气球》将主要冲突放置在“该不该生”的问题上。因为佛意的力量如此强大，远远强过生活表层的窘困，以至于所谓的两难冲突在这是无法成立的。

在法哈蒂的电影中，人物往往深陷在两难道德困境中。一者是自利心理的驱动，譬如说谎会带来好处，另一者是信仰的束缚，说谎违背了神意。

这种道德困境只有在自利和他利两者之间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后，才能取得效果。

在邪恶的诱惑下，是信仰让人有向善的动机，恶与善的矛盾由此激发出观众最大程度的共情和感动。

而在《气球》中，信仰变成一种教条：上师的话代表着佛的旨意，绝对可信，而且不可违逆。

这样子，所谓的两难道德困境便没有了，佛（或者说神）大于一切。

况且，真正能让《气球》这部电影获得深度，同时塑造起人物的不是“该不该生”的冲突，而是“能不能怀孕”的冲突。

对于怀孕这件事而言，一方面是性欲驱使人去做爱，做爱就可能怀孕；另一方面是怀孕生子所带来的家庭负担：触犯少数民族三胎政策付出的罚款，以及是新降生的孩子将给这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带来的经济上的负担。

这个冲突才具有普遍性，和能够产生共鸣的。因为经历过计划生育时期（与此类似）的家庭都或多或少遇到过或思考过这个问题。

而且放置在冲突两端的因素（人的本性与家庭负担之间，自利和他利），其力量间有对抗之平衡。人物如何陷于两难抉择中，最终又做出了哪个抉择，对人物的塑造都有极强的帮助。

法哈蒂正是通过设计两难情境这种方式推进故事，让人物形象树立起来，同时让观众获得感动。

由此看来，《气球》的叙事是不合格的，仍然框限在文艺片的套路中：大量的梦指向的是人物的情绪和状态。

事实上，对于一部好的剧情片来说，人物的情绪和状态应该通过有效的情境设计来让观众自然感受到。

尼姑和爷爷的角色设计显出了刻意。很明显，他们本没必要存在的，而他们之所以存在仅仅为了加强宗教教条对这家人的束缚，使得让怀上的孩子必须得生下来。

达杰一家没有其他选择，于是他们向更窘困的生活境遇走去。整部电影变成一道道景观，失去了普遍性。

如果《气球》真的在探讨信仰，那么困境应该表现在妻子身上：生，违逆自己的意志，顺从信仰；不生，顺从自己的意志，违背信仰。

但事实上，电影的核心冲突放置在夫妻之间：妻子不想生，因为她已经觉醒；丈夫要生，因为他认为孩子是父亲转世投胎。

这不是法哈蒂困境，因为法哈蒂式两难困境只会发生在单个人物身上。这明显是老套的家庭矛盾，安置上宗教的外壳。

《气球》探讨的是宗教（迷信），而不是信仰。这两者有本质区别。

万玛才旦导演根据自己获花城文学大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新电影《气球》，在去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上就曾大放异彩。许多专家教授和影评人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其电影创作最高艺术水准的一部作品。

本文无意对这部电影做全面而深入的讨论赏析，仅从“气球”引发的几个关键问题来谈论观影后的感受和认识。

气球的象征与隐喻

回首十几年前，万玛才旦北电上学时曾在中关大街上看到一只红气球在风中飘。“像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的《红气球》、侯孝贤的《红气球之旅》”，这让他联想到一些发生在藏族故乡的事情。这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家灵感和创作的缘起，而小说《气球》便由此孕育而生。

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红气球》

侯孝贤《红气球之旅》

然而，此气球非彼气球。电影中的这只，是在计划生育的九十年代藏在卓嘎、达杰夫妇枕头下的避孕套，被俩儿子偷去玩耍时吹起的白气球，并由此引发一连串与世俗、宗教、怀孕、转世、生还是死相关的故事。

如果说白气球（避孕套）是阻断生命的墙，那红气球（孩子新奇的玩物）则蕴含了一种引入注目的热情和希望。整部电影就被这两种色彩包围着（当然还有许多中间色或过渡色），并在现实世界和宗教信仰、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相互交织缠绕，引发严重分歧和内在的冲突。

万玛才旦导演的前作《静静的嘛呢石》《老狗》《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无不是深入到藏族文化的精髓，深切关注和反映着藏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影响与嬗变。学者白玛措受万玛才旦新作《气球》的启发，还以《严肃的气球――西藏妇女生育观的变迁》为题，作为对西藏地区气球（避孕）的历史田野调查及研究。

2005《静静的嘛呢石》

2011《老狗》

2015《塔洛》

2018《撞死了一只羊》

其调查中指出：“任何一个社会中，家庭的形成离不开各种习俗的存在，家庭亦或习俗也在随着社会的变迁处于一种不断重构的过程中。当下，核心家庭越来越多成为游牧社区典型家庭结构的过程中，牧区的节育措施更多由女性实施，牧区的男性们似乎也‘需要将当爱情来临，严肃的戴上气球’作为一种新的习俗纳入这种变迁中。”

电影不是论文，面对相同的事物，《气球》是用故事和视觉画面言说。它把视角放在了更为普遍广泛深刻的细节上，以红白两种气球作为叙事切口，映照出国家政策、宗教信仰、灵魂转世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困境。

在万玛才旦看来，“他们一直就是那样真实地活着”。在那十分出色的主题海报上，卓嘎怀抱红气球侧身站立，低头凝重地看着地面的达杰所停的摩托车，真是意味深长。红气球像隐喻便象征卓嘎已经怀孕，而达杰却充满了沉重的烦恼，像一个面对生活无所适从的失败者。

电影摇晃的镜头，在流畅而粗砺的叙事下，不仅有着强烈的现场感，而且准确地表达了在风吹的草原上，面对气球所带来的集体焦虑、动荡的灵魂和内心世界。

为使气球的象征意义更为丰富和凸现，电影前段，当达杰发现儿子玩的气球是避孕套时，气急败坏地追逐着刺破了它（让他无此经验的老父亲甚为不解）。除去因顾虑避孕套的私人伦理和社会负面影响外，更多是达杰拒绝身体自然权力的让渡；本应属他的快乐，是不允许孩子们偷窃并破坏的。而这由避孕套膨胀而成的气球，显然是控制身体快乐的一道安全的阀门。

为了满足或替代孩子们对白气球的要求与迷恋，达杰终于在县城市场上买来系在摩托车上的大气球，像草原上的两团火，也似两枚跳动不安的精子。只是那时的达杰，内心可谓五味杂陈，似乎缺少了此前那“种羊”般的野性。

当白气球进入日常生活后，转换为两只具有象征意义的“红气球”，呈现出在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冲击下其命运的大相径庭。这就是在片尾故事即将收官之际：两个孩子手中飘扬的红色气球，一只破碎，意味着生活并不完美，抑或达杰夫妇等藏族在草原牧区面临的某种现实；而另一只则飞向天空，在众人的注视下越飞越高，消失在视野的尽头，则代表着世人对未来的希望与想象。

导演为了更好的赋予气球深刻的象征或隐喻，镜头中还多次出现风吹凌乱的塑料袋，在草丛奔跑而被绳索伴倒的羊，以及暗黑的房间等等，特别是有的角色对话，总被中间物体或明或暗地遮挡。这其实是以各种自然的场景，意在表达因气球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烦乱、疏离、阻隔及陌生。

当然，气球（避孕套）涉及个人隐私，其间的情感无论如何强烈或严重，均犹如一条暗流涌动的沉默之河，似乎正面临着忠诚与背叛、生存与死亡、坚守或放弃的重大考验。

信仰和现实的冲突与选择

万玛才旦的小说和电影，都在讲藏族故乡的故事，他几乎始终都在处理和平衡内心深处的宗教文化认同与现代传统文明的冲突。他曾在著名批评家何平的访谈中说：“每个人物身上可能都有我的影子，但他们又不是我。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在写作中，他们所要面对的就是我在现实中需要面对的，他们需要承受的痛苦就是我需要承受的痛苦。”

万玛才旦导演

但是，不同在于，他在面对“人类普遍性”中始终坚持着文化的某种“异质性”。他并不自我设限，而是以超越民族、地域、文化的个体叙事来阐明“越民族的就是越世界的”。

我们看到，电影《气球》并没有刻意突出那种“藏民族”的标签式文化。然而，藏族是一个有着自身宗教信仰的民族。《气球》依然是以一个气球（避孕套）为线索，关于藏族灵魂转世、生命传承的宗教与世俗生活相生相伴的故事。因而，其触摸的最核心问题便是信仰与现实的双重困境与冲突。

电影《气球》开篇不久后就直奔主题：藏族地区的草原、天空掠过的飞机、达杰奔驰的摩托车、爷爷手中的念珠、孩子用避孕套吹成的白气球、接种的羊群.....现代与传统在日常生活中非常自然地展开。

如前所述，万玛导演并没有刻意表现藏族宗教习俗，而是将藏族文化信仰与习俗通过故事融入在故乡的故事当中。比如在爷爷给孩子搓背的场景中，顺其自然告知两个孙子，哥哥身上有和奶奶一样的“痣”，那是奶奶转世轮回的标志。

而随后的梦境中，魔幻的超现实主义画面出现：那颗大“痣”竟然被弟弟轻轻地从哥哥背上取了下来。在他们天真烂漫地争抢过程中，这颗神奇的“痣”便不动声色地为藏族灵魂转世的“真实性”注释，并强烈的表明，这是亲缘关系至深的爱。

这颗“痣”，犹如一个独立的生命（“痣”就是奶奶啊），可以取下来并独立地依附寄托在新生命上。这种对宗教的体认，无疑为即将到来的文化冲突打下了伏笔。

面对不确定性的世界，悲伤的事总会不期而遇。带着大儿子出门还借种公羊时，达杰父亲突然离世，让家人悲痛不已。

在出殡路上的场景里，爷爷似乎就进入到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大儿子江洋的梦境：黄昏的青海湖边，在夕阳映照下云的色彩瑰丽多姿，“水面有倒影，像是在另一个世界里，爷爷在水面的倒影里缓缓地走着”。那隐约的“爷爷！爷爷！”的呼唤声，无法不让人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就能与他在转世的人间重逢。当灵魂脱离身体，转世的故事就自然天成，与世界无缝对接。

当避孕套被当成玩物遭到损毁，而导致防孕措施缺失的卓嘎意外怀孕。虽然避孕是国家政策背景下的必要选择，但“生还是不生”在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中却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

其中一方面，基于对可能严厉的罚款、三个孩子的压力、劳作的疲惫等的想象和判断，卓嘎准备放弃生育第四胎，并联系到医院打胎。在具有深厚藏族文化的传统家庭，这个决定必然引起轩然大波；只是卓嘎未曾料到，多年的恩爱在坚固的传统习俗面前竟如此脆弱。

另一方面，丈夫和大儿子更深信不疑（奶奶的“痣”已然做过充分铺垫），这个正在孕育的孩子十分清晰有力地“印证”了上师做出的预言，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卓嘎，应该且必须顺理成章地让他（她）出生，你不能让一个爱我们的“爷爷”无处轮回啊。

这种宗教习俗与现实生活构成了一个极端戏剧式冲突。这不同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中的那种“道德焦虑”，而是更接近于阿斯哈·法哈蒂执导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中信仰与现实冲突对当下人们心灵与现实生活的抉择与影响。

阿斯哈·法哈蒂《一次别离》

因此，不仅仅是愤怒不解的达杰一记响亮的耳光，又有谁会理解和认同拒绝亲人爷爷的转世？拒绝亲人转世，就意味着拒绝民族信仰，拒绝民族信仰就是大逆不道，这完全有悖于根植在民族血脉的藏族文化精神。

显然，卓嘠的那个决定或者说那记“耳光”打破了家庭和谐，从此以后，达杰与卓嘎的幸福生活完全倾斜，陷入不可调和的巨大冲突和阻碍之中；现实平静被无情地打破，家庭因不同的民族价值认同导致某种程度的撕裂。这正是万玛才旦导演仔细观察并深深体验到的藏族地区面临的无法克服的现代性两难困境，的确非常引人深思。

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抗争

在万玛才旦的电影中，虽然也有女性，比如《塔洛》，但那终究只是一个次要的角色。而在本片中，我们从电影海报就可看出端倪：怀抱气球的卓嘎站在作为男人达杰的上面，她无疑是本片中真正的第一主角。

前不久，该片还参加了成都第四届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便可见一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电影可以看作是一部具有民族文化标识的女性主义题材电影，它有意无意中触及到了一个极少被人关注的藏族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的重大议题。

2018《塔洛》

我们知道，节育措施在传统藏族游牧地区并不普及，但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节育措施在牧区也被广泛推广和使用，牧区妇女的生育观逐渐发展变化。同时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对藏族区域的深度浸染（飞机、摩托车等），使许多藏族妇女在生育、生活上逐渐产生了自主意识。

特别是医院女医生言谈中“女人不要成为生育机器”，更是强化着女主角卓嘎对自己生育权中“不生育”权力的觉醒与主张。

在万玛才旦看来，“还是跟这个题材本身有关系，我也不是故意往女性角色或女性主义方面靠。题材决定了故事的走向，也决定了人物在故事里面的位置，这样一个故事重点自然就会落在卓嘎的身上，通过比较大的篇幅讲她的困境、纠结，还有她的一点点那抗争意识的觉醒。”（《气球》：意象、故事与困境——万玛才旦访谈）。

当然，万玛才旦也认为，其实，这种觉醒在藏族地区并非完全自主，“随着很多外来文化和现代观念的影响，她身上的女性意识可能会逐渐觉醒，但最终使她抗争的应该是综合因素。可能外在的压力、经济方面的压力所占的成分要更大。”

的确，女性作为叙事主体，在万玛才旦此前的作品，乃至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中是比较少见的。但他将故事置于时代环境与当下的现实中，并非纯粹只是为了表现女性这个抗争，而是通过女性这一特殊的视角，来全方位地从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观察藏族人民逐渐变化中的思想观念和发展现状。

然而，“进入凡人生活的一切强大之物无不具有弊端”，至今我们还没见过哪个平凡公民的生活不受国家、民族、文化、观念等的深刻影响、规制。强大之物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的是无形的；在现实世界中，核心而共同的文化范式总会以一个国家和民族所特有的价值观去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

表面看，本片中的卓嘎并不想过在外界经济社会现实压力下的那种传统生活，她只是想拥有自已内心向往的那种朴素的生活。这种冲突中的选择和反抗，在客观上，或许使卓嘎正好逃离了她自已都不清楚的那种被宗教习俗“劫持”的生活。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整部电影采用的是双线叙事。那条副线是以卓嘎的妹妹香曲卓玛的红尘未了的爱情为线索。影片中女主角卓嘎和妹妹香曲卓玛是当下藏族女性的两个代表，她们姐妹二人都有着并不彻底觉醒的女性意识，被周遭环境所压制而选择逃离。早已剃发为尼的香曲卓玛对自己曾经的初恋情人仍然念念不忘，只那么一次偶遇，便可发现她虽皈依佛门，看似看破红尘，却仍凡尘未了、情愫未断。

而卓嘎内心却充满了矛盾和纠结，显而易见，卓嘎的女性觉醒也是不彻底的，或许动力是并非真正发自内心，而只是被外界环境压力所迫。她对待妹妹及其“前恋人”德本加的方式，是与她自身抗争相反的一种压抑屈服的力量。

她把小说《气球》丢进火中（与电影同名，实属意味深长且有趣），并用谎言阻止了德本加与妹妹见面，这种粗暴的方式与其后丈夫达杰对她所做的如出一辙。在某种意义上，她又扮演着一个遵从传统习俗和道德约束的角色。这无疑深刻地揭示出作为女性在真实生活中的觉醒强度和矛盾心理，恰恰符合藏族故乡的平凡人性。

而最后，导演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卓嘎究竟是否打胎并无定论，而是给出了一个开放式的暧昧不明的场景。但是，卓嘎作为承载藏族地区典型普通女性日常生活的一个代表，显然已经无法接受再生一个的现实。她选择与妹妹一起出走，不管是否逃避，但至少表明她在当时面对宗教习俗与自身选择时抗争的决心，这是现代性对藏族地区产生无可避免影响的证据。

耐人寻味的是，在万玛才旦导演看来，汉藏观众对卓嘎最终究竟“生与不生”会有不同认识，犹如不同的观众心中有着不同的哈姆雷特。但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即使在藏族家庭内部，有关生死、有关信仰、有关生活可能都有一定程度的分歧。

可见，从气球（避孕套）引发的藏族传统社会关系的渐次改变，现代与传统、新旧思想冲突，导致了文化内部的震荡断裂和失衡失序等问题。外来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使得藏族女性作为个体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虽然她们可能还并未意识到，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已然成为她们在自身现代性转型中的一种标志，而这种权利在面对受藏族文化长久熏陶的丈夫或家庭来说，必然猝不及防，并会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

整部电影，以“气球”这一藏族特有的意象为线索来讲述，看似情节简单，实则相当复杂。它以一个藏族家庭的悲欢离合为牵引，进入到藏族族群的个体婚姻家庭，通过气球（可理解为现代文化观念）、文化信仰、生育观、生死轮回、女性意识的觉醒，描绘出藏族人民所面对的处于现代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甚至藏族现代性转型的困境。

尽管现代性在高原大陆被影响和浸透的进程相对缓慢，更多是和风细雨式的；但人们在收获新的幸福、甜美的同时，也必然面临着分歧、冲突、痛苦、烦恼以及无所适从的选择。

这部电影在习惯尘世和信奉皈依、在撕裂日常与笃定秩序、在压抑欲望与展现抗争之中，真实地呈现了整个藏族地区九十年代的生活图景和时代变迁，给予了我们面对精神信仰和现实生活的多种可能。或许，正像那升空的红气球，犹如一曲热烈而柔情的生命之歌，飘散在风中广袤而辽远的草原上。

作者| 詹斌；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气球是经常被导演符号化的一种表达，时而演绎自由，时而诠释欢乐，而电影《气球》也在经历了各种电影节与话题关注后，如期而至。影片依旧带有万玛才旦独特的导演色彩，在藏区的语言环境之中，关注最普通的人的故事，将那些个不为人知的普通人的故事，一点点地用自己的视角记录、呈现出来。《气球》本身的故事并不复杂，影片将故事的核心，集中在传统信仰与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人物的命运选择上，以女主人公卓嘎的意外怀孕作为主要冲突点，讲述了青海藏区牧民达杰一家的故事。

文化与信仰的不同给藏地人民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在《气球》中，这层面纱却渐渐被导演掀开，向我们娓娓道来藏区人物的真实生活。

人们即使羞于谈性，但仍旧有渴望，就像卓嘎一直将丈夫比作种羊，说他晚上在床上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而在谈到这些时，她的脸上也总是带着羞涩，因为我们知道，在她想用尽可能满足丈夫的同时，她也是在满足自己；卓嘎的妹妹，一名正值芳龄的女孩，因为一段失败的爱情过往，竟不惜剃发为尼，从此阪依佛门，不再为爱欲牵动，但即使这样的她在面对前任的再次出现后，我们发现她其实并没有放下这段感情，她一切的举动都在诉说着她对感情的焦灼。

而这就是影片的精彩所在，藏区有着极其浓厚的藏地文化和宗教信仰，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熏陶成长的人们，自然在性话题方面有些蹑手蹑脚，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思想漂泊的漩涡。所以在观影过程中，人时常会有些沉浸后的恍惚，不过导演所选择的拍摄手法却为故事的讲述增色不少，所以最终我也一点一点地被故事所说服，对故事中的人物也多了些感同身受。

说到《气球》的拍摄手法，不得不提下导演这次所采用的大量长镜头跟拍。在长镜头的展现下，人的一举一动都被凸显地如此生动：你会看到人高马大的达杰在追逐羊群时是那样勇猛与热烈，他带有野性的荷尔蒙呼之欲出；你也会看到在送葬爷爷时，各大僧人围聚在狭小的房间中，暖黄色的蜡烛摇曳在他们脸上，家人们在一旁都没有大哭大闹，而是多了几分克制，他们在用一种隐忍的方式去送别亲人；你同样可以看到卓嘎将妹妹前任送来的图书扔进火里，妹妹可以不顾一切的将手伸进火内，不畏炙热只为拿回那仅有的依恋。而这些在长时间跟拍镜头的展现下，你很难去定义演员的表演，而是能热切的感受到他们对角色形象塑造上的敬业与人“人”合一。

除此之外，整个影片为了能与主题相映衬，在画面色彩上也偏冷色调。清冷的画面，多了些沉淀与冷静，也与藏区经典色系形成对比，多了些暗潮汹涌。而在这种色彩选择的衬托下，影片中的几段超现实片段才能更加突出，影片结尾那一直在空中飘摇的红气球才会看上去如此浓艳。

而这红气球不光代表着被吹大的避孕套或是卓嘎因怀孕而挺起的肚子，也代表着一个个生活在藏区的藏地人民们，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摇曳着，不断成长却又不断自我否定，寻觅生活真正的意义所在。

藏地人民的生活，与轮回转世的命运紧密相连，因着独特的宗教信仰，而拥有不同的生活形态：孩童背上长痣，被长辈说是奶奶转世留给他的记号；老人死去后，家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安葬，而是向上师请教老人转世的去处；甚至丈夫强迫妻子生下孩子，就是奢望能为死去的亲人前世接环……

万玛才旦用自己的视角去讲述了一个藏地女人乃至藏地人民的命运，这个看上去是讲述藏区家庭和生育、生命和信仰的故事，是万玛才旦一直探讨的传统和现代两种观念碰撞的主题，以及这些生活在特有文化背景里的藏族人民，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寻找到生活的答案。片中所述的困境虽然被放在了特殊的背景里，但这份迷茫与自我怀疑是所有人都可能遭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信仰，这份信仰并不一定是带有宗教意味的，但它都有很大的概率会和你的现实人生相撞，令人不得不面对如何抉择的难题。所以在我看来，它不仅是一部类型电影，它更像是一部普世电影，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观影，照应到内心的种种困惑。

看着影片结尾那飘摇在空中的红气球，像是人们想要得到答案。我们终究还是会发觉，文化的差异带不走人们情感的共通，信仰的不同抹不灭人们内心共同的欲火。人生或长或短，起起伏伏，不妨坦荡些，不妨勇敢些。

我还没有去过西藏，但去过青海、新疆。

我见识过牧民的生活，但不了解他们的悲喜。

我住过毡房，在简陋的家居环境里和语言不通的牧民喝酒大笑。

我试图和马群边羞涩的小孩子沟通他却只会钻回去找爸爸。

我看过影片里那样的连绵远山，在清晨醒来，走进过那种没有锁的木栅栏门；

我骑着自己的车子在青海湖边被身边藏民摩托超过，和影片里载羊的男人那辆很像；

我记得我的单车冲入羊群时它们无辜地奔跑，只是没有人要捉住它们的腿，送去交配。

《气球》所描述的场景让我感到亲切，这种亲切除了更加共情于影片里的人物，反而让我不停地对位思考当下的生活：孩子向父亲索要的玩具、旧情人相见的沉默与不舍、噩耗传来后归家所要面对的出殡流程、变卖家产送孩子读书的决定、想要逃脱生活关系捆绑的出走女性…… 都市生活给城市人提供了更好的答案了么？

一支气球带来的快乐和一台iPad相比；

写一本书的思念、追悼和QQ空间日记相比；

喇嘛诵经、上师预言的虔诚和 ICU灵堂花圈墓碑和相比；

摸袖子卖一只羊到藏中学文化的决绝和挂中介卖一套房子换去海外深造相比；

坐一辆卡车去修行的迷茫和离婚辞职开店做独立女性相比；

……

窝在电影院里，我不断将自己认同于画面里的角色，略微想象自己若是生活在远方的可能境遇（中学老师？）然后又马上抽离，打量自身的困境和对待悲喜的可供选择手段，没有一点点庆幸与骄傲。

—— 不断从网络上购买天南海北的物件填充一个透支未来收入锁死一种生活状态暂时拥有的水泥空间，用手机软件和陌生人说些七七八八，支付会费在墙壁上投影出清晰绚丽的画面并伴有让狗子受惊的立体音效…… 我们的欲望完全被精致化、市场化、数据化了。

这是老话了，大家都知道的。可欲望难道不是和困境一样可以定义一个人么？

在《气球》里最最原始的欲望还没有被安全套规训（这还是一个羞于出口的词汇，一个会引起家庭争端的不祥事物，一个需要“上级”分发下来的生活用品）。生育的承受方：女性，成了传统和现代最初的战场。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里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女性角色是缺失的。三个女性的角力模式那么地清晰直白，没有余地。怀上第四个孩子的母亲只能对着水洼里的倒影和自己撕扯。

我觉得这不可信。

比起女主角，把种羊夹在胯下的男人更可信。父亲要多捐香火时说，当然当然；面对找上门的争执说，那是孩子的事；被推到沟里说，你也下来啊；打了女人说，我错了答应我我戒酒戒烟…… 生活在推着他往前走，他能选择的事情似乎不多，时代有时代的要求（下一代受教育），神灵有神灵的指引（转世），最后的最后他漫步于巴扎（我们的巴扎是手机某宝某多某某某）看有什么可以买的不枉费一支羊的屠宰，哦，气球。

摩托车后面的两支红气球真让我想到了《孔雀》里面的自行车后面的降落伞。

没有像安全套一样卷起来塞到衣服里而是吹大了，这是浪漫的，也是最最无情和残酷的。浪漫出现的地方，都有着绝望的来路。

最后所有人物逐一抬头看气球的画面比是枝裕和（万玛才旦这一部跟是枝裕和偷师偷得太多了）的《小偷家族》烟火那幕差了不止一个段位，但技巧是用对了：把观众置身于气球的位置，我们就是那不断飘升、断了线的红气球。

而另一个我们，早就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