泯灭天使

一群上流阶级的精英们身着精致的服装来到一处豪华的别墅聚会，庆祝其中一个人最新发布的艺术作品，聚餐结束后他们似乎被什么神秘的力量困住，自此之后再没有人能够迈出这个神秘的大厅，显然他们共同被一种他们都无法说出的东西困住了。最后，众人中一个人提议将第一天来到聚会大厅的事件重演一遍，最终他们奇迹般的打破了这个无声的诅咒，逃出了这个困住他们的神秘之地。紧接着，逃出受困的主人公们在教堂祈祷结束再次遇到了相同的情况，被不明原因困在了宏伟华丽的教堂之中。影片结尾，政府武装力量向平民开枪镇压游行活动，人们四散逃开。这其中似乎有什么关联。

首先，在影片的主体段落，也就是被困住的社会上流阶级，在被困期间，渐渐从衣着华丽、受到良好教育、礼貌的资产阶级，退化成衣衫褴褛、散发着臭气、充满戾气与欲望的动物。影片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虚伪，无情的拔掉了他们那掩盖着空虚灵魂的华丽外衣。当他们脱掉外在累赘的一层层装饰后，相似的是，那曾经掩饰他们的心灵面具，良好的教养、恰当的礼节也都渐渐斑驳融化。

在被困期间，人们勾心斗角的都在搞一些小破坏。例如，当发现他人继续寻找的药片之后，偷偷扔到远处的不可触碰之地；一个人在偷听到主人和医生拥有神秘的药盒后，半夜偷偷将药盒偷走。医生代表的人类文明和理智在起初还受人们尊重，最后不出意外的被打下神坛。人类的动物性随着被困时常的拉长，不可抑制的显露出来，着重体现为暴力和性。

另外，影片中还出现了许多超现实的元素，例如手，女人背包里的鸡爪和羽毛，羊，熊。羊显然带有宗教献祭的含义，熊我认为代表的就是人类的动物性，是人自然本质的化身。

看到一篇评论中说，看电影的观众与被困在屋内的人群产生了一种精神共鸣，即压迫感。我在观看影片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似乎我也被关在一个无形的屋子里，被迫看完这部电影。实际上这部影片在开头之处十分无聊，我对这部影片的兴趣也寥寥，但可能是因为课程老师的要求，我被无形的逼迫着看完了这部影片，但实际上我的老师并不站在我的身边监督我完成这个观影过程，我也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力量压迫和控制着，这个想法我认为很有意思。在影片将镜头放置到房间外之后，我确实松了口气。

这堵无形的压迫之门不仅对屋内之人是一种限制，对屋外之人同时也是一种限制。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被一道中界线阻止。让人有些困惑的是，屋内的人虽然出不去，但他们好像一点都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出不去的原因，也没有人愿意尝试踏出这道无形的界限，他们心甘情愿的呆在局促的环境中忍饥挨饿。外面的人同时也被阻止进入，哪怕人群围了一层又一层，但就是没人敢迈出那一步。这不禁使我联想到结尾被镇压的群众游行，敢于迈出第一步的人往往都要付出代价，人们心中都有想要迈出这一步的冲动，但心中无形的顾虑太多，或许是担心付出生命的代价，或许是担心丢掉工作，或许担心伤害的家人，因此在遇到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事件后，虽然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但无形的风险就像是那道无形的门槛，阻止着人们做出他们的选择，所以大多数人只能原地打转。但是，只要有一个人迈出第一步，他身后就必然有无数的支持者跟上。然而，这些支持者们都是无形的，他们可以隐藏在队伍中，最终需要付出代价的，还主要是那个迈出第一步的人。人们都害怕成为那个迈出第一步的人。孩子迈出了那个第一步，那是因为他们的无知，无知者无畏。但当身后一群大人怂恿着一个孩子进入那个神秘的领域时，孩子显然是被大人们的态度吓住了。孩子也害怕了，虽然他并不知道他在害怕什么，但也许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他才害怕。

宗教显然也在这部影片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因为我对这方面的研究实在是缺乏，只能想到结尾大家被困在教堂说明宗教对这种心灵的困境也失效了。

最后，文字写到这里渐渐整理出了头绪，这是我一开始在打出第一个字没有想到的，意外的惊喜啊！

1997年5月11日 《芝加哥太阳报》

晚宴的宾客鱼贯而入。他们沿着台阶走进宽阔的门廊......接着，又来了一波人——同样的客人，不过这次是从一个更高的机位。观众很快就发现这个玩笑的绝妙之处：客人们接连到场，然后无法离去。

路易斯·布努埃尔的《泯灭天使》（1962）是一部惊悚喜剧，以一种审视人性的辛辣视角揭示了我们这些“衣冠野人”的残暴本性和难以示人的秘密。他提出，将一群成功人士引入晚宴然后囚禁起来，在这场人口过剩的实验里，久而久之他们便会像叛徒一样互相检举。

布努埃尔以一个细微而警示的预言开场：晚宴开始之际，厨师和一群佣人突然携衣而逃。女主人震怒；她在宴后安排了一场两羊一熊的表演节目，现在则不得已而取消——这个典型的布努埃尔式的超现实笔触，就这样不明所以、不言而喻地发生了。

晚宴圆满举行。客人们则互相造谣中伤，用贪婪、情欲而嫉恨的眼神打量着彼此。晚宴后，他们来到客厅，观众看到了一个女人装满了鸡羽毛和鸡爪的钱包。医生则预言一位妇人将在一周内秃顶......但从宏观的概况来看，这场宴会似乎无有端倪： 肴核既尽，琴声渐起，所有人衣衫优雅、举止得体。

接着，在经历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后，一个问题开始变得显而易见：没人可以出得去。客人们摩拳擦掌，在走廊四处游荡。尽管毫无阻拦，但终究无人逃脱。他们没有认识到一个事实：当他们慵懒地在沙发地毯上恣意享受时，就已对现状产生了一种无言又可悲的妥协。

这是一个如此阴险的电影中天才般的开场。尽管基调很低沉，但这些不祥征兆在客人们安顿过夜时层层堆积——布努埃尔也把观众困进了他的咒语。

布努埃尔是最为先锋、最为独特的导演之一——一个在巴黎投身超现实主义者阵营的西班牙人；他常年为好莱坞电影做西语配音；他最好的作品大都在他60到77岁之间完成。他与萨尔瓦多·达利联合执导的第一部电影《一条安达鲁狗》（1928）就在当时引起了一片哗然（他在自传中写道：自己在口袋里装满了石头，当有观众攻击他时，自己便可以用来反击）。这部电影诞生了影史经典的一幕：当一片云掠过月亮表面时，一片剃刀划过眼球。

这部电影之后，他在西班牙最为贫困的地区拍摄了极度压抑、令人反感的《黄金时代》（1930）和粗粝的纪录片《无粮的土地》（1933）。布努埃尔自此一直到他于1940年代晚期流亡墨西哥时，再也没有拍摄一部电影。在墨西哥，他拍摄了兼具商业性和作者性的作品，几乎全部展现了他的个人情结：作为一个弗朗哥治下的西班牙公敌，他是一个反法西斯者，反教会者和反资产阶级者。他还有轻微的恋足癖倾向（Pauline Kael曾说，那是一个美妙的下午，小路易斯在他妈妈衣柜地板上愉快度过，他从此便不停地和我们分享这个故事）。

他坚信多数人都是假装圣洁、贪图享受的伪君子。他还有虚无主义的倾向：在一部电影中，一个基督的角色被眼前一只拴在马车上疲惫不堪的狗所触动，于是出钱买下并放走了这条狗。他离开时，没有注意到后景里又出现了狗，同样拴在马车上，疲惫不堪。

布努埃尔在1962年拍摄《泯灭天使》时，他的事业正处在瓶颈期。他在1960年拍出了国际瞩目的《维莉蒂安娜》【实为1961年】，并赢得了很多电影节奖项，也昭示着他在流亡海外多年后的回归。但这部电影的点睛之幕：一幅令人厌恶的重演“最后的晚餐的”场景，冒犯到了西班牙当局的审查机构，于是他重返墨西哥，准备筹拍他的讽刺剧《泯灭天使》。

很明显，晚宴宾客代表了弗朗哥治下西班牙王国的统治阶级，他们在西班牙内战中打败了工人阶级，并为自己筹备晚宴。而当他们坐定后，才后知后觉这场内战不会结束。他们被围困在资产阶级的死角，在与世隔绝的困境下越来越难以忍耐。他们变得刻薄而焦虑，人性之恶逐渐显现。

当然，布努埃尔不会明目张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泯灭天使》更像是一部关于晚宴宾客的奇妙冒险的冷峻喜剧。时以作日，他们的困境呈现出某种仪式感——似乎是事物原应有的状态。角色们朝着敞开的大门前进，前方似乎有一根无法逾越的透明的线。一个客人曾对另外一人说：“如果我偷偷溜到你身后推你一把，会不会是个好主意？”另一人说：“试试看，我会杀了你。”士兵领命进入房子，却一筹莫展；一个小孩大胆地跑向房子，却又逃窜而走。困住客人的东西，同样困住了前来解救的人们。

境况逐渐恶化。客人们在墙壁里摸出了一把斧子，砍开石膏去喝水管里的水；一对情人自杀，尸体堆在衣橱里；有人开始吹气，施起黑魔法；人们把溜达到客厅的羊羔杀掉充饥，把家具拆毁做柴火......文明之邻即是洞穴。

布努埃尔属于那种孜孜不倦重复自己所迷恋母题的伟大导演。小津、希区柯克、赫尔佐格、伯格曼、法斯宾德和布努埃尔看似在风格上毫无关联，但都有一条相通的线索：他们的毕生所作都是为了治愈或满足儿时的深层创伤或需求。布努埃尔出生于1900年，他的电影创作时期则契合了他的人生经历。他的大器晚成在整个电影史中也极为罕见。他在1940年代至50年代创作出了才华横溢的墨西哥电影——尤以《被遗忘的人们》（1950）、《犯罪生涯》（1955）和《他》（1955）【《他》上映于1953年，此处为作者误记】为甚。《维莉蒂安娜》是他的回归国际之作，紧接着他拍了《泯灭天使》，并宣称这是他的最后一部电影——然而他的伟大电影帷幕才刚刚拉开。他最负盛名之作《白日美人》（1967）在威尼斯电影节斩获大奖（金狮奖）。凯瑟琳·德纳芙在本片饰演了一位受人尊敬的巴黎主妇。她逐渐被一家妓院迷住，并每周有两三天会在那里工作。

在威尼斯领奖的布努埃尔再次宣布了他的退休——不完全地。1970年，他再次起用凯瑟琳·德纳芙，拍摄了《特丽丝塔娜》，讲述了一个上了年纪的鸡奸者和他收养的女子夹杂着虐待和迷失的畸形浪漫故事：当他的腿被截肢后，女子回到他身边照顾并伺机复仇。

在布努埃尔喷涌不息的恶毒讽刺和欣喜迷恋之洪流下，还有三部伟大作品在他的才华中问世：《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1972），这部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电影，是《泯灭天使》的反面。这一次晚宴的宾客们则永远地坐在餐桌前，但始终无法顺利进食。然后是《自由的幻影》（1974），这部形式散漫的电影以一轮接着一轮的角色展开。他最后一部电影是《朦胧的欲望》（1977），讲述了一个年迈的男人坚信只有一个女人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布努埃尔让两位女演员交替扮演这个独特的女人。

布努埃尔在1983年去世。在死前的自传里，他写道：死亡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再也看不到明天的报纸。他的电影世界是如此独特，观众不可能在观看他的电影许久还不知道导演是谁。《泯灭天使》以这样一种宗旨开篇：“这部电影最好的阐释就是，从纯粹的人的视角开始，就没有了阐释。”他或许还会补充道：“那些试图找到动机或阐释的人，都走错了影院。”

《泯灭天使》（the exterminating angel）是西班牙导演Luis Buñuel拍摄于1962年的超现实主义作品。

电影大致上有关一众被困在房间里上流社会人士，具体剧情贴在文末。这项设定很容易令人想起海难题材，例如《奥德赛》、《鲁宾逊漂流记》、《蝇王》等。在孤岛上生存的海难幸存者，面临着世界与参考系的缺失，由这类孤岛绝境激发出的伦理学、社会学讨论恐怕是很多的。在“survive”这个单词里，“sur”意味着“超过”，“vive”等同于“life”。也许可以说，幸存者指的就是那些在生活之流被斩断后，仍必须生活的人。

后末日幻想题材的作品总是与末日审判息息相关，片名本身就点明了这一点（《圣经·启示录》末日审判一段，有天使带来毁灭性灾难的描述）。“末日”，即是终结。在《泯灭天使》这部电影中，既有空间的终结，也有时间的终结。前者以房间内的四壁为标记，后者以派对的结束作为截止。假如我们将宗教性的“末日审判”，视为最后的希望，海难幸存者的对岸，那么问题之一便在于：对岸真的有人吗？在封闭房间的四壁之外，世界是否更值得期待？电影中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大街上逮捕民主的场景似乎是对这一点的否认，之前读到从弗朗哥独裁时期政治状况角度作出的解读，在此不详述。

在讨论“末日之后”时，需要注意的是，导演Luis Buñuel的时间观更倾向于循环论。片首，宾客初至台阶前的片段重复了两次，一名宾客的致辞重复了两次……片中有不下二十次的重复，闭合的时间与空间，把宾客困在了重复发生的事件中。比起“末日审判”，更接近于末日的重复。博尔赫斯在《神学家》一文中写道：“轮子在十字架前面倒下了。”神学家们首先要面对的异端，就是主张时间循环的“环形”派。永恒轮回思想将时间进程描述为环形；而基督教则以它单向、线性、通向最终审判的时间观念为标志。可见，时间循环说与基督教神学，在世界观上是根本对立的。正因如此，奥古斯丁才会在《上帝之城》第十二卷中说：“耶稣是把不敬神的人从环形迷宫里引出来的一条笔直的路”。（不过，Luis Buñuel认同循环论并不奇怪，毕竟他自己曾坦言：“感谢上帝！我是无神论者。”）电影中显而易见的宗教指涉，还包含反复出现的羊/羊群。《圣经》里多次将耶和华称为“牧羊人”，例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诗篇23:1-3）。影片中自由行走的羊群，以及被环形时间所困的人，是否也是导演对于宗教的另一则质疑？

一种更为直接的社会学解读方式是：此片如同Luis Buñuel的《黄金时代》（1930）、《中产阶级拘谨的魅力》（1972）等另外几部作品一样，是对于布尔乔亚的讽刺。即是说，“富有的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片中的上流社会妇女在讨论穷人的苦难时，所得出的结论：“穷人对于痛苦的知觉就是比较迟钝”，据说就口出自于Buñuel的好友达利，Buñuel借以挖苦，这似乎也是他们绝交的原因之一。

马克思认为，“历史总是在重复自己，第一次是悲剧，再一次就变成了笑剧”。在他看来，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发动机”，资本主义世界的终结意味着自然历史的结束，接着，人类历史拉开帷幕。然而，Buñuel的电影中却没有革命，代表无产阶级的仆人一开始便纷纷离去，只留下所谓的资产阶级。在没有无产阶级的“房间”里，资产阶级的社会惯例、道德价值、审美与伪饰逐渐崩毁。一个较有隐喻性质的镜头是：房间内的人砸毁墙面，从管道里取水喝。末了，用一个精致的雕花容器装落下的石块，并将碎石向外丢去。一个在贵族社会中被赋予权力意义、规定了具体功能，且拥有审美价值的容器，在社会体系崩塌的某种末日处境下，丧失了原本的意义。这也与超现实主义运动对于理性控制下的现实观念的反叛有关。

因此，与其说《泯灭天使》介绍了世界末日，不如说它介绍了一个世界的末日。当房间中的人们在社会秩序与人性的毁灭中走向某种终结，羊群与黑熊却仍能自由穿梭。影片中，人类与动物的距离，建立在一层看似牢固实则薄弱的幻象之上。房间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不堪、肮脏的秘密；以“人类最后的尊严”为由，阻止宾客杀害主人的医生，一并遭到众人的威胁，社会规则意识与道德感一触即碎。威廉·高丁的《蝇王》同样在处理“世界及参考系消失后，人类如何生活”这一问题。被困在荒岛上的儿童，在完全没有成人的引导下，建立起一个脆弱的文明体系。最终由于人类内心的阴暗面，这个体系无可避免地被野蛮与暴力所代替。由衣装笔挺到一丝不挂，见证了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儿童从文明向野蛮堕落的过程，《泯灭天使》中也采用了相似的手法。

假如将“走不出去的房间”视为一个封闭社会的模型，一个柏格森所述，静止且隔绝的法律宗教体制；又如卡尔·波普尔的补充，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来完成政权更替。那么，结尾处人们从屋子里逃脱，却又被关在教堂里便能够解释了。被困于封闭的、宗教化意识形态的宾客难以踏出房门一步；站在不同壁垒中的屋外人，也面对着难以跨越的障碍。“走不出”和“走不进”不过是以不同形式呈现的囚禁。只有一个举着气球的小孩，以精神的半空白状态向“院内”迈出了几步。

唯有身处精神坍塌的绝境，几近互相残杀，封闭社会的壁垒才得以破除。这一进程接近于一个开放社会的模型：波普尔将开放社会视为一种历史连续体。宾客通过对于过去的重复逃脱了房间，成为所谓“幸存者”；成为“在生活之流被斩断后，仍必须生活的人”；成为从小房间出来，又踏入大房间的人。这些幸存者最终聚集在钟声荡漾的教堂，直至重复的声波在铜钟表面叩出一块凹陷。在某种意义上，教堂也象征着资产阶级社会体制的重建，象征另一轮的封闭与循环。毁灭天使将矛头又指向了同样虚伪的天主教会，一个新的封闭社会建成了。假若“房间”是对于“教堂”的戏仿，那么“教堂”便是对于“世界”的戏仿。当然，另一种解读方式是：被扩大的封闭空间，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另一环，它终将被再度扩大。这或许是一种并不严格，但较为乐观的循环论。

事实上，这些缺乏根据的论述不足以表明Luis Buñuel对于“后末日”的看法，孤岛的对岸是否空无一人？末日之后又是否仍有遗存或重生？

那些固步自封于屋内的人们，在他们营造的时空终结中，竟找不到任何一个离开派对的理由。可是不要忘记：他们最初也没有任何一个来到这场派对的理由。

【剧情】诺比尔夫妇在家款待朋友。正当二十名客人到来之时，厨师和仆人却纷纷无故离去，只留下管家。宴席过后，众宾客在起居室欣赏来宾之一演奏钢琴，但结束后竟无人打算离去。众人在屋中睡下，清早醒来发现依然无人能够离开，只要一走到门口，便心生留意。一行人被困数天，屋外的人也无法进入。被饥饿、干渴、疲乏和恐惧笼罩的这些上层社会男女，开始不顾身份地位地争吵、哭泣，甚至威胁要杀掉主人。

【布努艾尔谈电影中的重复手法】 我想我是第一个在电影里运用这种方法的人。《毁灭天使》里客人们走进诺维莱家奢华的住宅和登上通往顶楼的楼梯这两个动作，我在之后又重复了两遍，第一次重复改用了俯拍镜头，第二次则是仰拍，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变化。 拷贝制作完成之后，摄影师加夫列尔·菲格罗亚来找我：“拷贝做得差极了。有重复的地方，肯定是剪辑的人弄错了。”我回答说：“加夫列尔，我总是亲自做剪辑。当时是你和我一起拍的，你知道第二次我们换了一个度，这是故意的重复。”“哦，原来如此。”但他之前真的是吓坏了。

后来，我看到伯格曼在《假面》中也使用了同样的重复技法。两个女人，一个是护士，另一个是病人。摄影机是固定的，护士背对镜头讲故事，几分钟后，她讲完了，镜头一转：护士面对镜头，而女病人则背对着，同样的故事又讲了一遍。

我喜欢重复，它可以制造出一种催眠的效果。我在《黄金时代》之后的影片中就使用过重复。《毁灭的天使》中则大量使用。……整部影片中大约有二十处重复，有一些没那么明显而已。 影片本身的结构就构建在重复上。结构是一个循环的情境，重复钢琴演奏期间做过的动作，这是之前设计好的。但穿插子在影片中的那些重复是拍摄过程中的即兴发挥。

直到影片结束，剧中人也没有获得自由。自由只是瞬间的，围困将不断出现，直到永远。他们又将回到最初的状态，重复同样的动作。他们从诺维莱家逃了出来，但又被困在了教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