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妹花

前边都还好，看到后边太难受了。以下见解从个人理解出发，不可避免的带有偏激色彩。请酌情考虑看与不看。

在当时的背景情况下来看，说明穷人和富人两阶级的对立性，在这部片里以一种非可能的巧合性使穷人和富人在饭桌上来了一次对话；但是不可避免的是，这个片子太过于戏剧化，反而没有常理性，做了太太的二宝真的会考虑了解大宝和母亲的生活吗？一直都是穷人的大宝用讥讽的语气说出几乎是所有穷人想说的话，但这番话后果只会触怒到二宝和大老爷。现在这个世界，所谓的亲情在阶级对立里永远不可能实现。

第一次从荧幕上见到胡蝶，真漂亮。一人饰两角，天壤之别。一个是千金太太，一个是穷家妇女。一个演出娇柔尊贵不近烟火，一个演出困苦潦倒饥劳奔波。在三十年代就用“留景移人”的原始特效，真眼前一亮。大宝哄孩子的摇篮曲，颇有昆曲的味道～ 但片中无情节的心理活动的表情留的太多，且多半是特写。大宝的妈，宣景琳岁数太年轻了，语速过慢，很坠节奏。 片尾姊妹相见把高度提了上去，不仅质问穷人富人的不公天，又把“老老实实吃苦”受穷挨饿、“造枪害人”发洋财的现实问题直接逼问——“到底是我犯了法呢，还是你犯了法？” 又一升华则是“倒霉的是穷人，倒霉的还是我们女人呐”，借大宝之口，换位调置，靠身姿当上的官太太本也是苦人，若容貌两换，命运差矣，在当时背景下，更苦的还是女人。 不过结尾太迅速，姊妹和母亲上了车就结束了。意犹未尽。

《姊妹花》：之所以输给《渔光曲》

1932-1937年属于中国电影的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明星”公司的重要编导中，郑正秋显示出了积极的姿态，于1934年2月13日公映的《姊妹花》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电影不乏亮点，但也显示了一些不足与桎梏之处。

这部影片的亮点之一也是一个重大卖点：人气明星胡蝶一人饰大宝和二宝两个角色。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了，在1931年“明星”公司拍摄的连集影片《啼笑姻缘》中，她就一人分饰两角，分别扮演了交际花何丽娜和穷女子沈凤喜。胡蝶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还是可圈可点的，在大宝偷钱家小少爷的金锁时，有一段面部的特写，主要位于额头眉脚那个位置，展现了大宝内心的挣扎；在大宝与二宝相认的那场戏中，大宝的一系列情绪变化和语言表达都恰到好处，另外说一句，胡蝶的酒窝很吸睛。不过，在我心目中，还是更喜欢阮玲玉的那种气质。

1934年，这部影片被评为最佳有声片。郑正秋的艺术煽情手法也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极大的展现，同时，他所开创和坚持的国产电影民族化叙事方式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这部电影的不足之处在于，导演想要去批判一些东西，但批判性不够，比如说对于对立阶级矛盾的批判，从大宝二宝相认开始，就将社会矛盾小化到了家庭内部，而且富人阶级的软化未免太过于容易，结尾总是想要寻求团圆（虽然影片最后留了个悬念：大宝是否能够被救出），但还是很明显地看到了郑正秋所一贯使用的通过富人心软，继而接济或帮助穷人来消除矛盾寻求团圆的结尾手法，这是他跨不过去的老一代式的创作理念。

其次，随着电影的发展，电影美学特征也在随之发展，而这部影片在这一点上并不是十分的重视，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叙事，而且包括剪辑、跳接都手法运用地还是稍显粗糙，我想，这也就是这部影片逊色于《渔光曲》的原因吧，值得一提的是，郑正秋是《渔光曲》导演蔡楚生的师父。

拓展：《姊妹花》公映后，创造了连映60天的记录；之后上映的《渔光曲》，则在没有明星、宣传力度很小等诸多不利因素下，打破之前的记录，创造了连映83天的新纪录；并且，这两部影片都被推送到国际电影节，《渔光曲》获得了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也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获奖。

电影之外，这是郑正秋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所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也算是帮他书写了一个闪亮的结尾，他于1935年去世。还有的是，胡蝶饰演的二宝和她在《啼笑姻缘》中饰演的何丽娜出现了撞衫，这点仅供娱乐。

《姊妹花》

年代：1934年

国家：中国

导演：郑正秋

主演：胡蝶、宣景琳、郑小秋

适宜人群：深度影迷

聊到这部电影时你可以谈论以下话题

中国旧社会的贫富差距悬殊，矛盾冲突十分激烈。地主阶级宣扬宿命论，让贫农相信贫穷是天生的命运，以此来维护其阶级利益。

导演郑正秋就把一个富人和穷人放到了同一个家庭里，用他们命运阴差阳错的走向，反驳了所谓的宿命论。

大宝和二宝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的父亲赵大私贩枪支事发，就带着女儿二宝逃奔异乡，后来把她嫁给了军阀钱督办做七姨太。

大宝则跟随母亲留在家中务农，后来嫁给了木匠桃哥。结果由于家里贫困、桃哥生病，只能出来做事情。谁知恰巧到了二宝家里，给二宝的儿子做奶妈。

大宝急着用钱，想跟二宝借钱，遭到拒绝，还被赏了巴掌。无奈之下，大宝偷了少爷的金锁，被小姐发现，推搡中，柜子上的缸掉下来，把小姐砸死了。大宝因此入狱。

这一系列变故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从一件事顺势推倒至另一件事，但终归是要表现出穷人和富人在各方面的巨大差距。

二宝身穿绫罗绸缎，大宝却破衣烂衫；二宝每天跟富太太们打牌，大宝却要为空了的粮食发愁。同样的年纪，又是一奶同胞，差别竟如此之大，带给观众深深的震撼。

所以尽管情节过于强调巧合从而显得狗血，但通过大宝之口，道出了当时贫苦人的心声：“倒霉的是我们穷人，倒霉的还是我们女人啊！”

这部电影是郑正秋后期的代表作，根据他的话剧《贵人与犯人》改编，是他“走上前进之路”的标签。

“电影皇后”胡蝶在片中一人分饰大宝和二宝，把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和身份特点演绎地淋漓尽致，备受好评，影片也票房大卖。

全片最精彩的部分是这两处

亮点1

第37分钟，这是成年后大宝和二宝的第一次同框，但胡蝶一人分饰两角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则带给观众更大的好奇心。

其实这就是后来常用的合并底片处理，摄像机不动，让演员做两次表演，再把底片从中间剪开，各自拼在一起。

只不过这样的处理必须得让演员处在画面两侧，彼此之间不能有互动。近些年有了电脑特效，就方便多了，比如《影》中的邓超。

亮点2

第61分钟，电影的高潮部分自然是这一家子相认的场面。大宝见到妹妹二宝，自然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受苦的那个偏偏是我而不是她？”

原因则在于，大宝当时头上长疮，赵大嫌她不好看，所以她才选了二宝。“长得不好看的，就丢在家里不管；长得好看的，就卖给人家做姨太太。”

大宝质问二宝：“要是那时候我长得比你好看，不做活，也许我现在做人家姨太太了，你也许在我家里，做我的奶妈子了。”

不过好在电影给出了一个光明的结尾，二宝良心发现，决定帮助姐姐大宝出狱。

电影《姊妹花》故事完整，以双胞姊妹截然不同的命运展现了阶级对立，贫富悬殊，军阀混战的社会现实。 在农村生活长大的大宝，凄苦无奈；而城市中长大的二宝，嫁给了军阀做姨太，奢侈快活。当这两个看似再没有交集的姐妹命运交错，当冲突和矛盾在机缘巧合下一步步激化，再到所有的真相被揭开，一切回归平静，影片的故事脉络反应出了中国旧社会阶级间深刻的矛盾，揭露了现实，也反映了人们改变现状的迫切原望。但其中大宝将希望寄托在有钱人身上，以及甘于贫困的落后思想，也体现出时代思想变革的局限性。 影片故事情节矛盾大多借助一个“巧”字推进，虽脱离现实却一波三折；表演方式仍以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为基调；所展现的思想夹杂着旧民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片将封建传统习俗和资本主义新派间的碰撞置于暗线，将军阀混战和民生疾苦放在主线，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又一重要矛盾，是社会重要的现实问题，这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