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我上青云(独家纪录片)

8月11日，《看电影》观影团映后，导演兼编剧滕丛丛、监制兼主演姚晨聊了很久。关于电影、女性和女性电影，本就有很多论争，正好听听她们的声音。

主持人和观众的问题已简化，她们的谈话就保留原汁原味吧。

什么时候有念头动笔写这个剧本？

滕丛丛：大概就是2014年初左右。自己的人生有些经历，之前的时候也是文艺青年，觉得自己特别棒，就谁都看不上，踏入社会后突然间发现，真的很多事情是徒劳的，很多事情不是说你努力就能达到的。从青年的愤怒，到成年人的成熟，你要经过这样的转变。当我开始去转变的时候，我就开始动笔去写这个剧本了。里面有一些个人的体验和经验，但它绝对不仅仅是个人体验和经验，因为三十年的人生是有限的。又经过了漫长的大概三年的剧本成长，还有我自己的成长，最后是2017年3月才定稿的。

什么时候读到剧本？读到哪决定参与？

姚晨：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制片人顿河，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把这个剧本发给我，他说，听说你现在在做公司，也在找项目，你看看这个你喜不喜欢，这是年轻的创作者自己写的剧本，她还想自己导。我看完以后我确实很喜欢，她里面的趣味也是我喜欢的，包括这个人物也是我想靠近的，也觉得她似曾相识。虽然距离我是有些距离，但是我觉得通过她，我可以做一些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很快地我就达成了合作，跟导演见面、沟通，然后互相了解，然后推进这个项目，基本上是一个蛮顺畅的前期筹备工作。

写作剧本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中间发生了什么？

滕丛丛：我第一稿是3月，大姚看到的时候就是8月，中间没有很长时间，但我写的时间是很长。中间，我是觉得我去开眼界去了，就是以前自己的生活，按部就班的，个人体验放到故事当中，承载的范围太小。它很像一个都市小品，就很像《弗兰西丝·哈》，我很喜欢那部电影，当时有点想做这种风格的。但是后来我确定这个角色是记者之后，我觉得，它不应该是一个都市小品。我去采访了很多记者，去跟他们去现场，包括他们给我讲了很多工作当中遇到的故事，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完了之后我把一些事情进行重新的糅合。我觉得自己那个时间段成长也很快速，基本上每半年我会再推翻一次。觉得自己之前剧本还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标准。后来我还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阿乙老师的短篇当中的一个角色的使用权。大概到2017年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点成长不动了，我估计我能力就到这了，那个时候才定稿的。

姚晨：刘光明那个角色。

很多人都说这是“女性电影”，你们怎么看待？

姚晨：首先这是一个女性导演的作品，（笑）然后又有女性监制。两位主创都是女性，但是我们其他的主创部门还都是男性，不是说女性电影就要把男性排斥在外，女性电影的完成也还是有很有非常热爱女性的男性创作者共同发力来完成。我们这几天的观影场，也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反馈，很多女性观众看完是非常激动地跟我们交流，很少看到女性欲望这么真实、坦荡地在大银幕上被呈现，而且完全是以一个平视的角度在向大家呈现。包括阿乙老师，他说作为一个男性，看完这部电影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女性，这让他很痛苦，他也才第一次去正视女性的痛苦，他觉得这电影对他之后的写作会有很大的改变。

滕丛丛：对，我觉得大家定义女性电影，就是女性的主创和以女性视角来讲述。很多前辈导演，包括张艺谋导演的《秋菊打官司》和冯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如果不是因为是男性导演的话，也可以定性为女性电影，因为它就是从女性视角来讲一个女性的心理路程。如果大家要定义女性电影的话，我是这么认为的。

技术不发达时，体力是很重要的条件，但技术发展了，男女可以做相同的事，意识却没提高，这是否电影的一大背景？

姚晨：确实是根源。其实意识到这些问题，都是从个人的困境上开始。我大概在两三年前，我觉得自己已经来到了做演员非常好的年龄阶段，但是我发现，我想拍的那些戏非常少，在电影的市场上，好像对女性的刻画要么是很简单的少女形象，要么就是属于婆媳的狗血剧，家长里短的，非常有烟火气的女性形象，而且女性好像都是隐忍、愁苦的状态。但是我又觉得，在现实生活中，我明明看到非常多优秀的女性，她们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人格也非常独立，她们在做的事情也非常出色，但是我们不管是大银幕还是小荧屏上，对这一类女性的刻画是非常少的，有也是皮毛而已，没有真正地深入到她们的灵魂中去。那个时候我还想等待，但我发现女演员是等不起的，我们真的等不起。（笑）时间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金贵的，我想，我抱怨也是没用的，还是自己为自己做点什么，或许还有可能一个事情推动一个事情，改变一些氛围。所以那个时候就想做坏兔子影业，那我们把这个电影作为坏兔子第一部参与制作的电影，第一确实它体量上没有那么大，我们作为一个零经验的电影制作公司，我们可能也相对不会那么大的一个压力产生，因为也不会对票房有过高的期望。就像一个新人一样，一切从头开始，学制作，学怎么做一个监制，（笑）但这些工作也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演员这工作怎么样，我也看到这两年也有越来越多的演员朋友，还有一些别的职业领域的女性都会站出来，讨论自己的职业困境，其实这些困境根源都在你刚才说的那个地方，就是整个社会环境对女性的认知，还停留在一个相对陈旧的程度上。但是我想，这些改变可能需要每个个体都能够付出努力吧，才有可能把这条路搭起来。

点映后，很多男性观众也非常喜欢，这是意料中的吗？

滕丛丛：有一点点意外。（笑）之前其实做好了准备，剧本给我们确认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部电影会有一部分女性特别喜欢，但也会有一部分男性特别讨厌。所以我只做了这个准备，没有做“男性观众，哎，好像也挺喜欢”的准备。

姚晨：其实是有一些男性角色会感觉到自己多少是被冒犯的，可能他们在这个电影里头，没有看到在常规影视剧里头那些理想化的男性形象。但事实上，导演在创作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过刻意丑化男性的想法，反而是非常平实地，不管里头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都只想刻画人性的部分，而对性别，我们是没做差别化对待的。

好玩的地方在于，传统社会中那些成功男性，在女性眼里可以是那样……

姚晨：看剧本的时候，我最喜欢刘光明这个角色。所以我是觉得丛丛对这个角色，在落笔时还是有关怀的。

滕丛丛：我觉得，你说的是一个女性电影，女性主创和女性视角，但是我觉得，我们片子当中对男性也是关怀的。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也给了很多男性世俗成功的压力，就是，你这个人成功就是你有钱，你家庭美满，你有趣，你有很多爱好，你灵魂有趣，都没有用。大多数人对男性成功的定义，也是不太公平的，就好像对女性的很多要求，也是不太公平的。

姚晨：刻板化的，男人不能哭，一定要坚强……

滕丛丛：对。

四毛的觉醒……

姚晨：对，其实我们原来有一场戏，很可惜，因为篇幅，删除了。那场戏是介绍盛男和四毛工作的小报社，挺破败的一个报社，又一次面临搬家，因为房租又涨了，然后报社里堆满了废旧的报纸，成捆成捆地准备卖个收破烂的。四毛走进来的时候，同事叫住了他，拍了十块钱在他肩上，说，“四毛，你的那堆废纸，卖了十块钱。”四毛特别认真地跟同事说，“什么废纸？！那是我在这个报社里头待那么多年，写的27个头版。”同事说，“你就知足吧，隔壁的铜版纸才卖了几块钱？”其实我们还是想通过这样的戏，来介绍他们的生活环境。我觉得环境和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隐藏在生活中的东西都上来了……

滕丛丛：我很喜欢我们当下社会这些看过去很荒诞， 但是仔细一想又很合情合理的小故事。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创作者最大的财富。之前的时代没有这种事情，只有当下会有，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不停地去关注这些当下的事情，其实对个体本身有很多思考在。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小情节，说到江边的老太太，还有戴帽子的疯子，那也是有一个源头，就是90年代有很大规模的气功热，整个广场的人都戴着那个小锅盖，在那里接受“宇宙的信号”。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看上去很荒诞，你觉得很好笑，但你仔细想想其实又有很悲凉的人性的小故事。这个跟女主角的成长环境分不开，也使她一步一步走向觉醒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是一阵好风，都要让盛男去经历这些人，不同的事情，然后让她对自己内心有一些思考，对生长的世界有一些思考和回馈，最后她才能够达到自己和自己和解、与这个世界和解的过程。

电影要有很清晰的表达，又有适当模糊的部分，要让观众对模糊地方做出理解。比如棺材……

滕丛丛：我觉得在盛男的这趟生灵之旅之中，最重要一个人物是李老。她和李老都是将死之人，一个是这生挺圆满了，死亡对他来讲不是什么，但盛男是一个正值壮年的青年女性，她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去实现，她对生死有很多恐惧，所以这个棺材其实就像她的死亡隐喻，一直伴随着她，从开始到最后。这棺材让李老得到他生命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爱欲是人的生死之门，我从哪来，还从哪去”。这个也是盛男在这趟生命之旅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眼和觉醒的点。

最悲凉的是盛男在医院看病时，得知卵巢癌时，台词是这样……

姚晨：“也没有乱搞男女关系，好多年没性生活了，怎么可能得卵巢癌？”她直接把这个病和她的道德挂上钩了。哪怕像盛男这样一个不容易被屈服的人，长期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她还是会慢慢地被洗脑，被驯化，直到死亡直接降临到她面前的时候，才能够让她冲破这个迷雾，去面对自己内心真正的欲望，去直面她生命的真相。

上一代的美枝有不一样的反抗方式……

姚晨：还是用依附的方式来寻求自己，但盛男用自己的方式，是真正的自救。

滕丛丛：我觉得也是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父辈的成长环境也是那样，她能够做到的改变，其实一个人是很难去对抗整个历史洪流的，她能做到的最大改变到这里，也已经很好了。但盛男不一样，她成长在一个信息非常发达的时代，她能够接受到更多独立的思想也好，教育也好，自己本性的成熟、性的成熟也好，她的反抗是跟父辈的反抗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不觉得，因为父辈的反抗很小，就会觉得你有什么示弱，我觉得一点点的反抗也值得鼓励，一点点改变也很棒。

拍摄两段床戏时有心理障碍吗？

姚晨：其实我一开始看剧本，就对这两场戏比较忐忑，那个时候就不停问导演，她想怎么拍这场戏。因为说实话，我要把自己托付给一个完全没有拍摄长片经验的年轻人，不管是我的身体还是我的灵魂都要交付给她，（笑）就真的是一个非常考验我的决定，真的是一场豪赌，因为我不知道她把我拍成这样。可能我们国外电影，你会觉得这种拍摄是稀松平常的，但其实说实话，国外的欧美演员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拍这样的戏的，哪怕我们已知的很多很大的演员，像梅丽尔·斯特里普、凯特·布兰切特，她们都是基本不拍这样的戏的，因为她们不需要再靠这样的戏去做点什么，也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吧，但这个标准倒没有与敬业不敬业这个层面有关。很多时候她们用的是替身，在《卡罗尔》里那个是替身。但显然，我们这个戏也没办法用替身，（笑）所以就经常问导演这个问题。导演想的很简单，“演员都应该会吧？”（笑）其实如果拍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将来会出现一种声音，会觉得说，“一把岁数了，还想再搏一把呢！”所以在拍这场戏之前，我们所有主创在一起做了很充足的功课，从摄影老师到录音老师到灯光老师，大家在一起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包括导演，我们在一个房间里头，还有我跟男演员，在密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讨论这场戏的体位，怎么样通过变化体位来表现人物关系的改变和推进。第二天我们拍的时候大家还是蛮紧张的，我觉得那天，不光是我们来讲，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挑战，对自己天性的挑战。我觉得那天是大家一起解放了天性。我们把所有的其他工作人员都清场了，只留下最重要的几位主创。主创老大们也要做助手的活，（笑）自己来调灯光，调机位，还要自己打板，灯光老师还要给我盖衣服，拿水，（笑）我还给大家放了下音乐，就放那比较能够调动肾上腺素的，然后也比较性感的音乐，（笑）大家进入到一种氛围里头，来拍这场戏。甚至连我先生都加入了这场戏，他是场外指导，然后在远程遥控这场戏的光影。（笑）所以后面特别鸣谢他，因为我们这部戏的调色都是由他完成的。然后我们找了很多参考，《龙纹身的女孩》这类的，为这场戏做定调。我记得拍完第一条时大家都不好意思看回放，（笑）我一转身，大家的脸都红扑扑的，（笑）甚至录音老师，因为他都是不苟言笑的，戴着耳机，那天他脸涨得通红，把耳机摘下来后，“哎，不行，太刺激了。”（笑）就放他的旁边，哈哈，内心都受到了挑战。但是我觉得那两天，我们有两天时间拍完了一场做爱的戏，一场自慰的戏，那两天拍完以后，大家都突然有一种默契，好像共同守护住了一个秘密，在情感上也突然产生了更紧密的勾连。我相信，那两场戏对在场的每一个创作者，在未来的生活里都会有潜移默化的改变。对我，作为演员来讲，是特别彻底的一次天性解放，可能在此之前，我会在家里头观察自己的身体，会很自如地袒露它，但是我作为创作者，这是我第一次完全摆脱了身体上的所谓束缚。我觉得在那两场戏里我的身体是自由的，与盛男完全融合在一起。

“送你上青云”的精神追求，创作现阶段更赞赏什么？

滕丛丛：是王国维吗？人生的三种境界，一个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层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第三层，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人是无知的，因为无知所以自由，所以不知道愁滋味。然后慢慢地你会经历很多事实，人世疾苦，你会陷在其中，有很多自己的灵思，然后到第三层的时候，你见过人间疾苦了，但你还愿意热爱生活本身，就是有一句现在流传比较俗的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破生活本质后，依然愿意热爱生活的人，我觉得最后的这种情况，才是一种真正有智慧的情。

姚晨：我没导演说都那么好。因为我不确信能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其实片子里盛男一直说她想做正确的事情，但我对正确这两个字始终是报以质疑的。这个电影当时让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是它写的是众生相，见众生，见自己。每一个个体都是完全不同的，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也是不可复制的，我倒不认为梁美枝的活法就一定是最好的，或者是不正确的，我也不认为说盛男或刘光明的活法一定就是最糟糕的。怎么说呢？

滕丛丛：“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那种。

姚晨：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那条道吧。但是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上青云，不是每个人都能等到好风。包括这电影里头，我觉得盛男最后，她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她等不来风，就自己上青云，不再依附任何人，她最后有能力让自己快活了。最后的结尾是开放式的，但她发现爱这个事情，不再是非得来自另外一个人，我觉得那一刻她是卸下了千斤重，所以她才能够突然身轻如燕。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可能没有想明白，就苛责她是不正确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电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理想。

棺材从头到尾一直出现，有什么关联？

滕丛丛：有点意象和魔幻的概念在里面。李老躺进棺材，也是一个意象，他真实的死亡是在他家自己的床上死亡的。你看到棺材的串联就是一个象征的手法。

美枝说“19岁生了你，不知道怎么教育你”。现实中你是怎样的母亲？

姚晨：我应该能比梁美枝强吧，（笑）我没有那么年轻，我生他们挺晚的，心智还比较成熟，所以不会逼迫他们要去做所谓正确的事情，时时都要拿第一。没有这样的苛求。

关于高票房和高口碑……

姚晨：我其实是真正希望它有票房。（笑）为什么这么说呢？说实话，刚开始拍这部电影，投资这部电影，我真没指望它赚钱，从一开始我跟出品方江老板就告诉我，你别砸那么多钱，真金白银扔进去，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个戏肯定不赚钱。我说没关系，我知道它不赚钱，但是我很喜欢，非常希望它拍出来了。但现在这电影快上映了，我是希望它能有票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票房，意味着它被更多人看见，也意味着盛男这样的女性被更多人了解、被更多人热爱，也有更多人来了解当代女性到底是什么样子，不再是那些傻白甜，有票房也意味着将来能鼓励到更多想拍、想写这些电影的创作者，这些电影才有机会不断地去跟大家去见面和交流，所以我中心思想是大家回去写写微博，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谢谢。

文/吧啦

“女性电影”里的“众生皆苦”

我走进影院支持《送我上青云》，是冲着“女性电影”的标签去的，近来表达女性诉求、揭示女性困境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而正是因为人们女性意识的觉醒，电影如何能不落俗套成为了难题。

尽管《送我上青云》有着一些节奏不当、台词生硬方面的瑕疵，但我仍然非常喜欢。

我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它没有将女主人公盛男放在所有男性的对立面，也没有放在所有女性的同一面。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每个人的身份都是在社会交往中得到确认的。在我们以他人为镜时，我们才能认识到自身的独特性。盛男无疑是新时代独立女性形象，但她并非是一些偏激的女性主义作品中，势必独立于男性之外的女性。

首先，盛男与四毛的两场激情戏非常有趣。第一场，盛男不屑四毛为钱出卖尊严的作为，嘲讽他“渴望成功才是绝症”，但在盛男对刘光明的爱慕破碎、身心疲惫、被性欲击垮理智后，她直接跨坐在四毛身上，逼迫他做爱，四毛强硬拒绝。

第二场，盛男的恶作剧搞砸了四毛的商业合同，四毛气急败坏，强迫盛男做爱。盛男一开始拼命挣扎，之后开始享受性爱，性爱结束仍然得不到满足，开始自慰。

在第二场戏中，盛男说四毛的行为是强奸，四毛反问，那你当时不是强奸我吗？如果我的劲没你大，我早被你按趴下了。这一句短短的台词看似只是幽默，实则如沉钟在我们颅内敲响。一直以来，我们致力保护女性权益，难免忘记我们真正追求的是平权。未经过其中一方同意的性爱，就是强奸，而不在于性别。

盛男的自慰在我看来是神来之笔。这部电影没有否认盛男对男性身体、性爱欢愉的渴望，男性对于盛男来说是人生意义的重要部分。但是在性爱结束后，是盛男的自慰继续满足了自己的性欲。电影在告诉我们，即使没有渴望性爱的对象，女性本身的性欲并不羞耻，而是天然存在。

其次，在盛男与刘光明的感情线中，我并不认为电影将刘光明塑造成了一个扁平的形象，来衬托盛男的自尊与潇洒。如果说盛男与四毛进行了肉体的碰撞，那盛男与刘光明就是进行了灵魂的碰撞。盛男在对死亡畏惧之时，是刘光明教会她肉眼可及的不仅仅是眼前的世界，而灵魂不可度量，灵魂永恒，盛男因此爱上了刘光明。

尽管刘光明是一个有学识、有见解的青年，然而也被出身、金钱、名利困在周而复始的圆周率中。当盛男发现刘光明是她最厌恶的李总女婿时，当她发现刘光明的懦弱、庸俗之时，盛男的痛苦来自于理想的破碎。这理想包括有尊严地活着、追求热爱的知识与事业、灵魂相吸的爱情等等。

通过刘光明，盛男才真正认识到吧，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悲琐的，即使刘光明向往天空中的云，但面具之后，他也只是一个要在棺材前，靠着尸体，得到鞠躬的尊重的男人。

再说盛男和她的母亲。盛男说自己的母亲梁美枝当年年轻、蠢、好骗，但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年少轻狂、被刘光明蒙蔽呢？在梁美枝身上，有着太多平凡女性的身影，容易混淆感动与爱情、重视外表、惧怕衰老与遗弃。

盛男与梁美枝有所相似也有所不同，正是这样的碰撞让观众开始思考，究竟怎样去平衡我们的理智与冲动、外表与灵魂，才是一个好的选择。

“爱欲是人的生死之门。”盛男是因为与不同身份的人进行或肉体或灵魂的碰撞，才最终与自己和解，放下对死亡的恐惧，那个代表她内心的疯子也终于对她说出了“我爱你”。因为盛男内心的转变略显突兀，我反而觉得这些配角的形象塑造更为出彩。

在这部女性电影中，每个人都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撕扯，每个人的形象都鲜活而丰满。它不仅道出女性困境，也展现四毛、刘光明、李老等男性的困境，以至于它有足够的力量跳出女性电影的标签。

再加上“大龄剩女”、“慈善欺诈”、“医院插队”等等情节的设置，使得这部电影更像是社会百态写实。这可以成为女性电影的一种新思路。我们不应该在电影中绝对美化或贬低任何一种性别，也许能够让男性群体也在电影中找到共鸣，是拓宽女性电影道路的一种尝试。

作者/ 吧啦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 就是长大后能播种太阳

电影总是指向“欲望”这件事。

有欲望，才有电影。

当然，电影并不能满足欲望，它只是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欲望本身。

欲望本不可见，何以得见？

靠一个契机和一连串的动作。

影片《送我上青云》中，女主角盛男患上了卵巢癌，突然面对死亡，让她不可避免地开始思考“生”的意义。

这是一句套话。

其实所谓“生”的意义，非常具体，也非常现实。

两件事：钱和性。

钱，要拿来治病。

性，是对“生”的一种极致体验。

据说女人在切除了卵巢后，不止是失去了某种女性特质，还可能失去性欲和性快感。

于是盛男想要在手术前，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做爱，再体验一次“生”的感觉。

一部女性主义电影？

表面是的。

我们看片中的男性角色，都很猥琐。

盛男的父亲，背着老婆和女儿的同学搞在一起；同事四毛之所以选择当记者，不是为了什么新闻理想，而是为了攀附权贵；路遇的文青刘光明，满嘴霍金、《红楼梦》，但实际一事无成，倒插门委身于富豪家；李总则是典型的暴发户，脑满肠肥，穷得只剩下钱……

片中唯一算得上正面的男性角色，是李总的父亲。可他已经老到了“去性别化”的年纪。

如此男性角色的配置，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关于“女性主义”的判断。

可真的是这样吗？

细看就发现不对了。

影片中的“男”和“女”并不是两个决然对立的阵营，男性的“蠢”也不是为了反衬女性的优势地位。

所有人——无论男女，都是这个“以金钱为万物尺度”的社会的受害者。

而匍匐在金钱之后的，是尊严、权力和幸福。

钱，给这些原本无价的东西通通标定了价格，引得所有人争相提升自己的购买力。

但，社会结构决定了，绝大多数人只可能是低端消费者。他们买得起吃喝，但对那些更抽象的奢侈品，却根本无力消费。

片中最典型的两个人物，四毛和刘光明。

一个梦想者靠接近有钱人，最终成为有钱人；一个去了富家女，变向成了有钱人，却整日用文青般的自我催眠来消解虚胖的现实。

他们当然无法获得企望的尊严，因为那尊严是他们在通往“有钱人”的路上第一个变卖的东西。

卖了，就别想再买回来。

就像刘光明，只能依靠“精神胜利法”来麻痹自己，坐在灵堂前，看来来往往的人向他折腰。

只是他坐的位置不巧正是遗像的位置，别人向他鞠躬，并不能给他尊严，不过是再次确认了他行尸走肉般的人生。

与这些男人相比，盛男显然已是“胜男”了。

扮演者姚晨在经过《搜索》《一切都好》《找到你》等影片的重塑后，几乎成了“独立女性”的一个符号性人物。

可是，《送我上青云》让我最惊喜的一个点，是它对这种“独立”提出了质疑。

外部姿态上的独立，等同于内在心态上的独立吗？

显然两者是没办法全然划等号的。

从外部看，盛男绝对是独立的。

她一个人住，没有伴侣，事业上敢打敢拼，性格干练。直到突如其来的绝症，把一切打乱。

盛男没有积蓄，在向家人、朋友借钱相继失败后，她硬着头皮接下了帮李总父亲写自传的活儿。

她对这个工作颇为不屑，但为了治病，也只得如此。

看到这里，我其实很理解她，为了赚钱做一些不喜欢的事，是挺遭心的。

但另一方面，它也暴露了盛男身上的一个问题。

盛男成长在一个破碎的家庭，父亲包养情人，母亲只顾自己。在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独立”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更本质上，“独立”甚至带有报复性的动机。她潜意识里觉得：人都是靠不住的，哪怕是最亲的人也靠不住，因此我选择“独立”，拒绝任何“依附”的关系。

然而这种选择，终究是悲剧性的。

它带有一种矫枉过正的理想主义倾向。

当世界相对风平浪静时，盛男可以始终保持“独立”的姿态，可是，一旦大祸临头，她也会瞬间发现这种所谓“独立”，其实脆弱不堪。

还记得影片开始，盛男被一个疯子踢下了山。

那很像是这个“疯”了的世界，给盛男的一记闷棍，逼得她从理想化的世界，跌落平地，重新思考人生，才能再上青云。

也只有真正见识过世界的荒凉和冷漠，谈“独立”才有分量。

从这个角度讲，《送我上青云》这部电影就彻底抛开了男女的二元对立，甚至不再是对“独立女性”的高亢赞歌，而是一种自省，是一个女人如何从姿态上的独立，最终接近心态上的独立。

正如李总父亲所说：“颠倒因果。”

他本意是说，人因为快乐才会笑；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先笑起来，然后获得快乐。

同样，成熟和独立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呢？

你可以先独立起来，让自己看上去成熟；但更好的方式是，先成熟起来，再坦然接纳独立。

影片对于“性”的刻画，确实在国产片里算是大胆的。

其中最大胆的一场戏莫过于盛男和四毛做爱后，依靠自慰获得最终的满足。

看到那里，我就想起保罗·范霍文在2016年的电影《她》。

片中于佩尔扮演的米歇尔，同样在男性无法提供充分的性快感后，通过自慰获得满足。

当然区别在于，《她》还是一部很女权的电影，米歇尔将男人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又用这种最讽刺的方式，给了那些自以为得逞的男人们致命一击。

而《送我上青云》中的“性”，只是“独立”的侧写。

它不包含什么“恶毒”的成分，只是一个女人通过身体之爱，渐渐体悟到那个真正区别于“依附”的“独立”，到底是什么。

当然，《送我上青云》这部电影的问题还是很明显的，关键情节的推动完全靠对白，整体呈现方式都不太“电影”。且最终的结尾，也略显无力。

但作为一部描写女性欲望的电影，它在国产片里已是罕有。

李总的父亲说：“爱欲是人的生死之门，我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

这句话既是超脱，又带着对欲望的不懈追寻。

它就是那个镜头所描述的，河流中，一副黑色的棺材漂向两山的夹缝（暗喻女性生殖器）。

来去之间，方是人间。

安德烈·巴赞说：“电影用一个与我们的欲望相一致的世界替代了我们的视野。”

这也是《送我上青云》想要带给我们的。

《送我上青云》公映19天了，发行进入尾声，票房达到2757万元，豆瓣评分7.3，猫眼评分8.3。

我是该片编导滕丛丛电影学院四年本科导演剪辑专业的主任教师，又是她三年导演硕士研究生的导师。近五年来，看着这个学生及她的剧本的逐步成熟，及这部电影的拍摄、发行成功，成为了观众和评论界热评的对象，票房在文艺片中也是较高的。做为教师，从心里为该片和这个学生的成长高兴！

该片的优点是人物塑造较成功，自强、欲望、生死等内容、话题表达得独特、知性、幽默；缺点是情节结构把握青涩。它偏离了“一人一事”（清，李渔《闲情偶记》）的结构法则，既不是“一人多事”，也不是“一事多人”，有些陷入了“多人多事”的中心不突出的境地。

这个剧本在电影学院的“研究生长片成材计划”中三年里两次评选中的，但寻找资金及合作伙伴时却屡屡受阻。这个长片教学计划从2013年开始实施，已经拍出来德格娜的《告别》、张影的《再见爸爸》、朱员成的《盛先生的花儿》、黄璜的《武林孤儿》、白雪的《过春天》等硕士毕业长片，成效显著。它们都是学院教学培养、选拔支持，又结合与校外影视公司、导演协会“青葱计划”、上海及First电影节“项目开发”活动等各方人士合作完成的。

滕丛丛的《送我上青云》更是显示了教学与产业结合途径之优势。在坚持努力了三四年之后，她终于得到了安乐电影公司的江志强和演员姚晨的赏识与投资，影片才得以拍摄和发行。去年初停机后的一年半中，初剪及各种修改版本我看了不下五个，不断在进步。特别是最后的定剪公映版的出色，更是显示了各个部门创作及制作人员的才华，及对这个青年导演处女作的尽心尽力。我想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宝贵经验，许多是我们教学中得不到和给不了的。

从赞扬电影教育和产业的如此努力的、富有成效的合作角度，我给影片多加一颗星！

昨天又重新编辑了一下这篇文章，标题换了新裤子乐队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歌词，因为这算是一部严重虚假宣传的电影。虚假宣传在这里不是贬义词。上映前电影宣发的通稿都在说这是咱们大陆第一部“女性电影”，讲女性的情欲如何冲破世俗的牢笼，然后我作为直男一脸尴尬端坐在女性居多的影厅看完：尼玛，虚假宣传啊，活该你票房这么惨，排片还低。

然后果断二刷。

（9/14日更新）

一个月后又看了看票房，就这吧

不知道电影宣发这定位是不是吓跑了男性群体搞丢了观众，因为在我看来这电影讲的主要还是自我的觉醒，理想的破灭。

不扯犊子了，以下全是剧透预警。重点聊一聊电影里的几条暗线

1.

先聊聊电影中不断提及的的那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电影里，刘光明跟盛男在图书馆聊天，解释它的出处。在《红楼梦》里，宝钗抒发了一把“金玉良缘”近在眼前：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可宝钗那聪明劲儿，当知柳絮终归是柳絮，命运并非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电影里，刘光明朋友圈也写了这么一句，也暗示了他自己的人生轨迹。

刘光明跟盛男说，即使是柳絮，借助好风，同样可以上青云。

盛男听完后也一直琢磨这句话，最初琢磨的结果是想跟刘光明来一发，把床单滚一滚，结果把人家吓跑了。电影最后盛男想通了，让李平他爹题了俩字：好风。

这什么意思的？因为到电影最后，姚晨完成了自我的觉醒：我不需要借助外界的评价（好风），也不需要借助男性，我也是完整的自我。（你看导演滕丛丛很坏的安排盛男在跟四毛啪啪之后，自己也可以那啥...还整到海报上去，捂脸）

（“贤者时刻”版海报...）

盛男想通了，到最后也想喊醒刘光明。在李平家里，她质问刘光明你不是不怕死吗？你不是说灵魂永恒吗？

盛男不知道的是，刘光明扯一大堆灵魂啊时间啊啥的确实是扯犊子，而他人身在这大宅子里没半点尊严和自由，比柳絮还轻是真。他也许真的希望灵魂存在，能超脱出这得不到尊重的大别墅，超脱出这憋屈的小城，成为自己哈苏相机镜头里的青云。

而导演安排他说那些时间啊灵魂之类的，是为了塑造出他在这小县城里的孤独。

2.

刘光明的人生轨迹则是一条暗线。电影里他的人生只是李平和他媳妇儿几句话。

我补一下，他的人生完整版可能是这样的：

刘光明出生在云山附近的县城，在中学的时候是个好少年，大家都夸他是个听话的孩子。记忆力也还行，花时间背会了圆周率小数点后100位，于是同学们和老师纷纷夸奖他吼厉害，神童啊。父母也觉得长脸，于是在亲戚和父母朋友聚会的时候，就喊他过来背圆周率。每次背的时候，长辈都向他投去赞许的眼神。

然而事实上我们知道，会背圆周率只代表你会背，跟神童没啥关系。后来他高考落榜，不甘心最终复读三年，一次比一次差，不得已上了大专。毕业之后也没有找到工作，父母还是劝他听话先结婚，就和一直喜欢他的老同学，也就是李平家女儿结了婚。

刘光明当然不觉得跟她有很多共同语言，也得不到丈母娘家尊重，于是每天要么泡在空荡荡的图书馆看书，要么就是外面拍云，直到有一天他借钱给一位大娘买棺材的时候遇到了盛男，盛男吐槽他大傻叉，开始了电影里的时间线。

说回电影。许多人的疑问是，为什么盛男偏偏喜欢刘光明？要知道，刘光明这个角色并不是一个在多数情况下会被人注意的人。

首先我们捋一捋盛男所遇到的男性是怎样的。之前在知乎@简单心理 看到一个回答，从心理学上的分析我觉得挺好。说白了，这些角色都是在男权文化下的男性。同样女性也是如此，梁美枝是典型的活在男权文化下的女性。

——先是盛男的父亲，早期事业还不错，是可以让盛男从小穿对勾鞋的父亲，也是出轨盛男同学，让她帮忙出钱解救公司的父亲。他认为自己对梁美枝母女够可以了，地位也还行，所以认为自己有权出轨，有权让抚养长大的盛男拿钱帮他。

——李平也更像是他父亲形象的升级版，价值观就是有钱有权就是一切，而且希望女性屈服于他。有个场景是这样，他直接说出一句“说吧，多少钱你能服我？”，心理其实非常惊讶，因为没见过有女性敢这么挑衅他。

——李平他爹这个角色蛮有趣的，电影用一种嘲讽对立的方式：一方面是书法家，看起来很有文化，一方面爱美女，直接跟盛男说“你不是个美女”。这也是他父亲形象的一种延伸：男人就应该在乎年轻漂亮。

四毛也一样。所以说，导演给盛男安排的男性角色都差不多是内心父母形象的延伸。

除了刘光明。

然而现实是，刘光明只是理想中的刘光明，理想是用来破灭的。

袁弘扮演的刘光明的戏份中，我觉得最精彩的是他对着镜子，字正腔圆，三字一顿的背诵圆周率。盛男看了之后，刘光明的形象彻底破灭。

（这里插一句，不知道我记错没，他圆周率是背错了，3.14后来是159，他背的好像是259。如果是的话，这也说明没人关心他背的是对是错，也顺便黑了一把土豪家没文化。）

“背诵”是什么？在我们的童年中，在课堂背诵老师会要求声音洪亮，语速中等，字正腔圆，这样老师会夸奖背诵很认真。而当把“字正腔圆”的腔调放在一位接近30岁的成年人身上，这就变得很扎心了。

因为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我当时作为观众，想笑又觉得心酸，会想刘光明在镜子里看到的，是如今生活条件虽好，却如柳絮一般无法掌控命运的自己，还是当年那个充满自信的少年？那个少年会对现在的自己说什么？

故事到这，就剩下这一个问题了：刘光明这个角色，导演到底想表达什么？盛男的理想幻灭了，他自己的理想也在幻灭。

借一句新裤子乐队的歌词：没文化的人不伤心。

在大城市里，许多年轻人的生活是得像盛男一样，承担一个月4000的房租，而回去家乡了，就像刘光明，也是一种“拧巴”。因为小县城的生存法则是不一样的，这里不包容，身边的人都在说“学历有什么用？还不就是会背个圆周率？”，判断你能不能得到人尊重就一个：权力。

3.

四毛这个角色充分诠释了这一点，因为他代表了社会的另外一层不平等。男人不许脆弱，那是软弱，而且这种感受很难去表达给别人。男人只能奋斗，奋斗的目标是权力，只不过四毛把它换了个词，叫“成功”。盛男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她说“追求成功才是癌症”。

这个人物我也看了一些观后感，大家觉得这人很讨厌。为啥？还能是啥，因为太俗太爱钱呗。电影里没有太多着墨他的经历，只有最后一幕，他回到报社拿了奖杯扔奖杯的几个镜头。

前面看过一篇关于主创的采访，其中说有一段镜头删去了，大意是他回到报社，发现他办公桌旁留下来的报纸被当废纸卖了，四毛大怒那是我写的27个头版文章啊，同事嘲笑说铜版纸才卖几个钱，你那报纸，值几个钱？观众看到的是他如今爱财如命，庸俗，我相信导演想表达他（曾经）是和盛男一样优秀、有节操的记者。

许多人问，怎么他跟盛男床戏表达出自己的困境后，盛男就决定来一发啦？

因为这个安排，代表盛男在走过这一趟旅程后，从原来的绝对理想化、活在自己小世界的状态，开始变得有同理心，开始认知到这个世界并非是非黑即白。四毛自己渴望尊重，盛男也看到了刘光明的困境，这在某些环境里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他变得理解四毛。

电影最后，盛男把他摔坏的奖杯用胶水粘好。她明白了四毛需要的是被看见。

多扯一句，这个奖杯也是在说，四毛现在的妥协，是为了将来的不妥协。盛男想要的是硬刚，四毛代表的是许许多多成年人的对抗方式，愿意承受当下的痛苦，为了将来的自由。

4.

最后是一个彩蛋。疯子。大家恐怕最诧异的是，结尾处盛男大笑三声之前，为什么安排那个疯子说了一句“我爱你”？

疯子的台词不离“报告首长”，标准的军礼，代表的是绝对的服从，掐掉自我和个性；“我爱你”，表达的是个人爱欲，是人性最基本的冲动，是对爱情的渴求，是世间最美好的三个字。如此对立反差的“报告首长圆满完成任务”和“我爱你”，却是同一个人说出来的。

然而这个角色却是个疯子。可以大胆猜一下，他是否也曾不顾一切过，只是在某种环境下被迫压抑着自己，或者最终失去了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人，所以才疯了？他是否也曾经历过荒唐？如果是真的，这又是一出怎样的悲凉？

细思极恐。

5.

最后。就这吧，我写不动了。

也愿你有着自我。自我不需好风。

据说，《送我上青云》是一部给女性拍的电影，是一部让男性感觉到被冒犯的电影。微博上的争论，似乎就在印证这个看法，骂它，给它打低分的，多半是男性，不管看还是没看；电影院里的观众性别构成，也在印证这个看法，电影院里看电影的，多半是女性，我看的那一场，一共四五十个人，但连我在内，也只有五个男性观众。

也不奇怪，这部电影的主创，从编剧、导演、主演、监制、乃至片尾曲的创作者演唱者，女性占大多数，讲述的也是女性的故事，女主角盛男，得的也是卵巢癌。而且，这个故事，严格来讲，只有女主角，没有男主角，所有的男性都是配角。从故事的硬件构成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女性的故事。所以，在宣传阶段，很多自媒体也着意强调这一点，特意突出“女性坦然表达自己的欲望和诉求”“冒犯男性”这样一些点。

但我却觉得，这终归还是一部拍给所有人的电影，适合所有性别，所有年龄段。很多人都以为，人生一定埋伏着某种重大的契机，这种契机，可以让人脱离庸常的生活。就像亨利·詹姆斯《丛林猛兽》里的约翰·马丘，一直以为自己“将会遭遇某件罕见而异常的事情；可能是极不寻常，而且是灾难性的事件“，他认为自己会迟早遭遇到它，并且在自己的骨髓里已经有了预感和确认，这件事会将自己全部吞没。这件事不论是好是坏，都能带来某种巨大的改变，巨大的彻悟，甚至有可能“送我上青云”。

《送我上青云》女主角就遇到了这种重大事件，她心高气傲，时刻期待着某种觉悟，但她不幸得了癌症，随即发现，更重大的转变和彻悟都没有出现，自己的生活照旧，周围的人照旧，甚至因为疾病，周围的人和事，越发狼狈，越发不堪。她颓废、她挣扎，她揭穿父亲母亲、身边的猥琐男、巨富及其修行者父亲的真面目，她用一切方法诉说自己的委屈，却发现，对面的他们，依旧死皮赖脸不见起色。她已经换了眼光，从生与死的角度去打量周围的人，却发现他们照旧拖着沉重的肉身，脱离不了自己卑微的一亩三分地，依然执着于财色，执着于现世里的一点点收益，他们的人生和人性，都已经碰到了天花板，再也没有突破的可能。

小时候看盘古神话，盘古破开混沌，造出天地，轻的上浮成为天，浊的下沉成为地。人就在浊的地上生存，却想着青的天，想着无欲无求成为云，无挂无碍成为虹。那么，生和死这样的大事，会成为穿越清浊，由浊及清的契机吗，会换得病愈后的心清目明吗。《送我上青云》说，并不能。反而，当死亡临近，换个眼光看青天浊地的时候，越发觉出不耐。

而且，不论是盛男，还是围观着这一群男女的我们，都不免想到，即便在盛男离开后，这一切都会照旧，不会因为她的觉悟，有任何改变。

有部伊莎贝尔·珂赛特导演、萨拉·波莉主演的电影，名叫My Life Without Me，中文译名之一，是《无我世界》。这个名字，让我非常震惊。

主人公是个清洁工，还很年轻，也患上看癌症，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便列出愿望清单，逐一实现。故事是温情那类，拍得也不错，演员演得也尤其好，但这一切，都抵不过那个译名给我的震惊：无我世界。一个没有我的世界，一个在我没有之后，依然延续的世界。地球照样转，太阳照常升起，并且未必洪水滔天。那种幻灭、绝望的感觉，被这四个字表达得淋漓尽致。

不一定要死亡这么断然，很多时候，我们活着，只是缺席了、不在场了，生活还在面不改色地延续。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活着的、在场的是我们，我们坚信不疑的、唇齿相依的、深深依赖的，却成为那个缺席者，我们还得面不改色，面对这个“无我世界”。 而《送我上青云》里的盛男，就站在一个“无我世界”前面，看着它一点点沉沦。

可以想见，我们关于世界的那些惴惴不安的预感，可能都会变成真的，我们终归会和潜伏着的野兽迎头相遇，从森林大火，到月异星邪，从狂人政治，到乌合之众，一点意外都没有，一点新意也没有，全都是套路，但这个世界依旧不会有任何觉悟和反省，仿佛我们的觉悟根本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