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离开

“而那个被Umay提到的叔叔，他终于在片子结尾出现了，落魄的村庄、低矮的房屋、昏暗的光线、蜷缩在沙发上的一个身体，仅此而已。”——摘自豆瓣置顶影评

这电影最有意思的部分不是电影本身，而是豆瓣影评。

如果情节真如此设置的话，电影想表达的意义就很让人费解了。也难怪，中国观众若没听说过“荣誉谋杀”（Honor killing) 的话，影片最后一段隐晦含蓄的情节，会让人摸不着头绪的。因而，冒出上文这样似乎很合理却没有逻辑关系的解读也是情有可原了。

电影中，Umay的父亲不远万里回到故里见那位住在破落寒舍里的“叔叔”，他们之间谈了什么，电影没交代。父亲回家后，召集兄弟们在客厅议事，女人除外，电影给了每个人一个特写，父亲、俩兄弟，三人表情极为严肃和沉重，似乎刚听说了什么特别严重的消息。父亲心脏病突发，Umay去医院向临终父亲道别，父亲说“原谅我，孩子……原谅我，孩子”。没想到从医院走出后，Umay最疼爱的小弟弟已经准备好一只手枪等着她了。好在亲情战胜了“理智”，弟弟扔下手枪逃走了。观众刚舒了口气，紧接着，大点的那个弟弟赶了上来，手握一把尖刀毫不迟疑地刺向了自己的亲姐姐。

通过以上这一系列委婉含蓄的情节，电影向观众暗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Umay被判了荣誉谋杀。“荣誉谋杀”虽然听上去新鲜，却并非伊斯兰教国家独有。封建礼教束缚过的中国就曾发生过，女儿未出嫁，而未婚夫已亡，为了获得一个所谓的“贞洁名声”、“烈女头衔”，父亲把自己的女儿关在房里任其活活饿死的事，其无人性的惨烈程度更胜于此。

说到荣誉谋杀，通常是指为了挽回家族荣誉，由家族成员共同或少数重要成员做出决定，指派某一家族成员对另一损害“家族荣誉”的家族成员执行死刑的一种社会习俗。比如，我们熟知的大义灭亲。普遍以法制立国的现代社会已用公力救济代替了私力救济，私刑是被禁止的，荣誉谋杀虽不合法，却难以在某些地区绝迹。其凶手多为男性，而受害者则大多为女性，被害的原因与失贞、不检点相关，如果女性被强奸、被怀疑不忠、行为出位、提出离婚等理由，都可能被家族以私刑处死。这种陋习不仅发生在土耳其、阿富汗的伊斯兰教的保守地区，印度、意大利等国家也有。不过，似乎土耳其电影更青睐这样的题材，电影《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也反映了同样的社会问题。

电影中的Umay也是一位荣誉谋杀的受害者，她父亲千里迢迢去面见的“叔叔”并不是一位住在寒舍的失败者，相反，他应该是家族一位颇有权威的族长级人物。父亲回家后带给两个弟弟的可怕消息，正是他向Umay父亲宣布的，即由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处死Umay。前面提到的那段，Umay父亲羞愧地对女儿说的“原谅我，孩子”并不是他的临终前的潘然悔悟，相反，联系前后情节，已能看出他早就知道两个弟弟会等在医院外对女儿下手，也不打算做任何事去阻止这一切。Umay走出医院，弟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手枪对准姐姐的行为，即能说明谋杀并不是一时兴起的冲动之举，加上后来大弟弟冲过来补的那一刀，都能表明这一切行为都是有准备、有预谋的谋杀。

文化隔阂是电影被误读的原因之一，而电影缺乏表现家族荣誉与亲情两难的缺陷更加剧了这种误读。在电影开头部分，Umay刚回家那段，观众还能看到到这个家庭在亲情上的流露，后面的情节则很少有所表现。不仅如此，电影着力表现Umay试图修复亲情关系的努力，和家人对她的冷漠和决绝的对比，更使Umay的家人表现的更像是毫无感情的一群冷血动物。电影缺乏表现这个家庭对亲情与理智的两难抉择，让观众只关注到事件本身，而忽视了“荣誉谋杀”这一社会陋习的普遍存在，电影的深刻性被大打了折扣，是这部电影最让人遗憾之处。比较之下，虽然这部电影够沉重，我还是更青睐《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对这种题材的处理。

随附一则新闻，是一起发生在2005年德国柏林的“荣誉谋杀”案件，可以看出，这部电影是根据这则新闻改编的：

今年2月7日，晚上9点，在柏林市中心腾姆帕霍夫区的一个汽车站，一名女子头部中弹3粒死亡。一周后，她的3个兄弟被捕。警方称，这3个兄弟是合谋作案，一个负责搞枪，第二个负责望风，第三个下手开枪。

9月14日，法庭对此案的审理刚开始，3兄弟中19岁的小弟弟让律师宣读他的一份陈述，在这份陈述中，他承认是他杀死了他的姐姐哈同.叙吕库。他说，他姐姐放荡的生活方式损害了家庭的荣誉，只有她的死亡才能让荣誉重新返回家庭。而他的两个哥哥也宣布，他们跟此案毫无关系。

按他的说法，枪是他花了800欧元在动物园火车站（西柏林的主要火车站）从一个俄罗斯人那里买来的。他说，此事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他对他的哥哥们也不满，认为作为年长的兄弟，修复家庭荣誉本来是他们的事。

哈同.叙吕库小姐是在德国长大的。1998年，她在土耳其被迫跟她的堂兄结婚。在她的儿子出生前，她来到柏林，再也不愿回土耳其去。她离开了父母的住处，自己单独生活。今年23岁的她，已经基本结束了电工的职业学习，但她始终拒绝搬回父母那儿去。她突破了家庭，过自己的日子，这种行为违反了伊斯兰的宗教传统思维。

哈同跟家庭的关系非常紧张，3个兄弟中，有两人已经多年跟她没有任何联系。据说，她们之间经常发生争吵，暴力行为，甚至强奸。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711274,00.html

很久没有这样一部安静缓慢的影片，可以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一直压抑着，直到某一刻难以控制地大哭起来。

这不是一个新颖的主题，家庭暴力下的女人带孩子离家出走，自己的亲人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信仰和周围人议论的压力下却不能理解她，也不愿意接受她。甚至，到最后，想杀了她。他们爱她，毫无疑问，可是无法摆脱的观念幽灵让这种所谓的“血浓于水”被稀释到可怜的地步。是这个女人让他们蒙羞，是这个女人毁了一切。她是疯了的人。就像影片中，夜里女人打电话叫警察救他们母女两逃离自己家时，女人的父亲朝她啐的那口唾沫。可是我不想谈论所谓僵化愚蠢的宗教信仰，不想赞扬女人的勇气和贬斥其他人的无知；如果仅仅是这些，那我不需要为这样显而易见的主题再多讲一句话。只是因为我想到了其他，所以我愿意写下来。

从影片开始的那把枪和女人弟弟粗重的喘息声起，压抑的感觉就从没离开过。因为我不是土耳其人不是穆斯林，所以理所当然会有一种怜悯般的情感和认为整个事件难以理喻的理性。可是，如果我是处于那个文化中的人，女人或男人呢？我又会带着怎样的情感？那时，就没有所谓“理所当然”了。我们浸淫在各自的文化里，被无形中牵制着甚至被绑架着，还浑然不觉。一些人认为另一些人不可理喻，可自己其实也做着让又一些人认为不可理喻的事，仔细想想，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生活在群体里，生命这只简单的容器里装了太多别人，自己常常被挤得不见了。在伊斯兰文化里，女人由于丈夫打她几下竟然就带男方的孩子离家出走，她的父母接受不了；在以前和现在的我们的社会里，女人由于与丈夫已没有了感情或是在草率的婚姻里邂逅了真正的爱情而与丈夫分手或是情不自禁地爱上已婚男人，她的父母又能接受吗？周围街坊会怎么说，说她不守妇道，这会让她的家人在旁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这样的女人不贞洁，是狐狸精，该被雷劈死！如此看来，拍中国版的《当我们离开》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这样类比，中国人可能就不会接受了。没有人问影片里的女人她到底怎么想的，他们关心的只是她应该怎么想，和别人怎么想。没有人会想到应该尊重她对于自己人生的选择。所以，她老师会说“让你的家人在社区和你之间选择，他们一定不会选你”。这句话，听起来如此不可思议，可是确实真实到残忍。特别是她最爱的弟弟也举起枪对准她时。她已等不到“总有一天，他们会爱我的”。

撇开电影内容不谈，回到日常生活，约定俗成的东西真的常常紧逼到使人留不下一丝自己。任何形式的出轨都是不齿的。为了所谓名声，常常会有多少无谓的牺牲？这股无形的力量如此强大，淹没了太多真实，太多尝试，太多希望。总有那么些不够突兀的问题在不够明显的地方慢慢咬噬所谓的自我。比如，没遇到倾心的人，为什么还是一定要逼自己牵上一个陌生人的手？比如，总算遇到了倾心的人，为什么一定要磨蹭到已擦肩而过？为什么我们不能无忧无虑，因为我们无法洒脱。

德国影片《当我们离开》讲的是一个德国女人在伊斯兰社会遭遇家庭危机的故事。影片中令人窒息的男权传统，无所不在的男权意识，逼迫着这个叫Umay的女人无处可逃。性别无意识下的人们冷漠地注视着她。
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下书写着人物强烈的内心冲突。一个高明的故事，它的戏剧冲突往往是来自于善良人的互相戕害。善恶的区别不是来自于编剧的标签式的塑造，而是来自于观念层面。因此影片自然就进入了复杂的社会思想层面的讨论。Umay是一个内心渴望自由的女人，她渴望在家庭里获得爱和温暖，更多一点的话，那就是自由选择的权力。其实刚开始，她要的，不过是在家庭暴力和无爱的婚姻里，保护自己的孩子和自己。
而后来，她带着孩子的这种出逃，就变成了在那种对妇女而言严酷的社会背景下的出逃。她带着儿子会娘家，其行为本身就会被社会视为可怕的叛逆和耻辱。因此，当她以为回到娘家就能获得独立生活的尊严时，她失望了。甚至当她拿着母亲给她的承诺问母亲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还有您，母亲，不是吗？”而此时，同样在这种社会关系中没有话语权的母亲，到后来连一个拥抱都没法给。至于父亲，她更没办法去说理。
社会无意识，它是一种形成于社会人外部的意识层，它从整体上左右着社会人的意识行为。同时，它又是一种同化在社会人意识层的东西，社会人的意识行为又在不断“生产”和强化着社会无意识的影响。这在影片中就表现在Umay的母亲和弟弟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两个越发冷漠和疏远的亲人。
母亲刚开始是同情女儿的，身为女人，她也能够体会女儿选择的道理。弟弟是Umay一手拉扯大的，他身上那种温顺、懦弱的女性气质，在影片开始，显得那样弥足珍贵。观众都会以为，弟弟会是影片里最后一抹温暖的人性底色。然而，影片里偏偏设置弟弟成为男人的道路就是以伤害姐姐来完成的。伤害姐姐、乃至杀害姐姐竟然成为了这个温顺的男孩成长成为一个伊斯兰文化下的男人的必经之途。因为唯有与姐姐这个背离文化规训的人为敌，才能让自己顺利地归顺到伊斯兰文化那个男权传统之中。
Umay是那么孤独，无论是原本的家，还是生她养她的家，她一直在逃离着。影片中那唯一相伴在Umay身边的男孩，她的儿子Cem，他天真又孤独的眼神不断在拷问我们内心：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奔逃，究竟在躲避什么，抑或是在寻找什么！只有在影片中如此极端的文化情境中我们才能如此清晰地体会孤独的意思，体会到人生而被剥离一切社会关系之后的痛感。相信每一个观众都能在如此的孤独中还原出一份属于自己人生某一个时刻的一份心境。也正是这份相通的情感遭遇会让我们原谅，原谅那个孤独的母亲，曾如此的爱着她的儿子，直至最终失去他。

Die Fremde，德文原意是“局外人”。

片子的开端，不过是一般女性励志电影的老生常谈：

为了逃离暴力的丈夫，结束压抑的婚姻，嫁到伊斯坦布尔的25岁德国籍土耳其裔女子UMAY，偷偷打掉了腹中的胎儿，领着幼子CEM，回到柏林的娘家，决心从此和父母及弟妹共同生活。

然而事与愿违，即便在德国这样开放进步的国土，土耳其移民社群却仍然牢牢地被男权社会的固有观念所禁锢：结了婚的女人，是属于丈夫的，孩子，更是属于丈夫的家族。即便长期遭遇暴力，也应该循循善诱，等待丈夫浪子回头。

离开丈夫的女人是下贱的婊子。而一个离开丈夫又抢走孩子的女人，更是应该千刀万剐万劫不复。这样的女人回到娘家，简直使整个家庭都蒙上了奇耻大辱。

诚然，她的父母和弟妹们是爱她的，也爱她的孩子。只不过，在整个土耳其社群和男权的价值观面前，他们对她的爱就显得苍白软弱，微不足道。

她怀抱着独立自主的美好愿望强势回到父母家中，并反复申明：我的家就在这里！她深信父亲从小教导她“血浓于水”。她不信神，她想要左右自己的生活。她要工作，同时继续中学学业，然后上大学，然后……

可惜家人们并不配合她的意思，在无奈接受她与丈夫复合无望的现实后，便要遵循传统“道德”，强行将小CEM送还给男人的家族。为了保护孩子，她不惜报警，在德国警察的护送下，她和孩子住进了妇女收容中心。在强力社会福利系统的笼罩下，她如愿一边工作，一边上学，还认识了对她关怀备至真诚相待的金发德国男友。

花开两头，各表一枝。在UMAY的生活渐入佳境的同时，她的家庭却因她而蒙羞。作为“名誉受辱”的家族，她的家人们沦为整个土耳其社群的笑柄。弟弟因受辱与人斗殴。而妹妹的未来公公，更是因此要求解除婚约。谁知小恋人早已珠胎暗结，婚礼势在必行。腹背受敌的父母只得“破财消灾”，重金请求男方家长收回成命，婚礼终于如期举行。

不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婚礼上，UMAY竟身着盛装，带着儿子不请自来，使妹妹尴尬至极。家人驱赶之，却一来二去，被她披头散发奔上舞台，夺过话筒，泪如雨下地向众人诉说道：“你们说我玷污了家族的名誉，你们说我下贱，但我的儿子CEM是无辜的，他今年四岁了，是个好孩子。他有权利出席小姨的婚礼！……” 她仍然深信父亲从小教导她的“血浓于水”，并恳求父亲重新接纳她和儿子。

UMAY要自由，传统家庭观念毕竟却深深地种在她的脑海，她接受不了无“家”可归的现状。她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也要家人的垂爱。可惜世事往往不能够尽如人意。UMAY的母亲不过是个无知的女人，只是有句话她没有说错，UMAY要的太多了。

但UMAY是个倔犟的女人。她想要的，一定要得到。于是她三番四次地返回父母家中乞求修和解。而她的反复出现，却犹如一记记重拳，使得家族原本不堪的名誉在土耳其社群中层层抹黑。因此她的父亲和弟弟含泪决定清理门户——将荡妇杀死，将孩子归还，以挽回家族的名誉……

结局就不透露了。这种荒唐不可思议的谋杀，叫做“Honour killing”，指的是女性被一个或以上家族、部族或社群男性成员以維护家族名声的理由杀害，这类事件在封建制度女性地位低下的地区是司空见惯的。比如我国旧时将通奸妇女投入“猪笼沉塘”。联合国人口基金估计，每年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名誉杀害事件高达5000起。在这样的环境下，长辈管教孩子，男人管教女人，噼噼啪啪几记耳光则更是不在话下……

然而暴力，从来就不是最危险的武器。意识，才是最致命的瘟疫。人们怎样看待自己？怎样教育孩子？
人的身体被禁锢的时候，还有思想可以是自由的。可是当人的思想被禁锢的时候，又还有什么希望呢？
UMAY，是个想要突破传统，实现自我的女性，却仍然摆脱不了自幼耳濡目染的传统家庭观念，仍然被对“家”的强烈渴望所束缚。她是传统封建社会的局外人，也是西方开放社会的局外人。她想与社会抗争，却不能够彻底，摇摆着铸成了悲哀的结局。

我国女性也呼吁平等。
每每怀孕女孩被男友抛弃的时候，我们就谴责男人的不负责任。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女人要求男人为自己的自己的身心负责。就好像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责一样。
当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责任”的时候，这两个人之间还能有什么“平等”可言？

所以当妙龄女子嫁给年长的男人，我们说她爱的是钱。年长的女人和年轻男子做朋友，我们又说她样小白脸。作为男人责任范围内的产物，女人只有被抛弃的时候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以同情为基础的认可，多么可悲。

男权社会，世代相传。权利越大，责任越大。
男人和女人的地位真正平等的那一天，并不是女人非要做和男人相同的事，而是承担得起相等的责任。

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不明白……

影片的結局對cem實在心疼不已。

他乖乖的跟著媽媽去過不同的家，每次他都看著不說話，小心的問，在每次離開的清晨，安靜的跟在媽媽身邊，但他卻成了反抗的犧牲品。他是矛盾的起因，也是矛盾的結局。

每種文化下都有沉重的枷鎖。尋找自由，就好比翻山越嶺。umay挑戰的豈止是家人，她挑戰的是她所在的整個人文文化，宗教背景下的文化。而她卻是孤軍奮戰。可以說，umay這個角色代表的是在這個給婦女扣上沉重枷鎖的文化背景下，要掙脫的婦女群體。出於各種原因，她們放棄掙扎。因為下了這座山去爬那座山，很多人會因此而放棄念頭。

她沒有做錯，卻要一直承受痛苦。這就是悲劇。

 剧中的母亲对孩子说，当我们离开时，要留下点什么。没想到的是，却把孩子留在了土耳其传统尘埃之中。
这是Feo Aladag自编自导的处女作，能够做出如此“狠心”的决定，足见该女野心很大，或者说动力很足。作为影片中母亲的希冀所在——德国，也给了导演足够大的支持，该片代表德国参加2011年奥斯卡评奖。
在伊斯坦布尔长期忍受丈夫暴力虐待的女主人公，最终决定带着儿子一起迁到德国生活。在柏林与伊斯坦布尔之间，女人不断开始新的生活，以及被旧日子追赶。有了新的工作，有了新的爱情，却没能有真正崭新的生活。在与丈夫的儿子争夺战中，她的孩子被自己的爷爷和舅舅们误杀。然后，然后就黑场了。
女人接下来的生活会什么样子，不身处在土耳其的白墙青瓦间很难预料。他们的世界与我们如此不同。曾经在奥尔罕·帕慕克的笔下，看到伊斯坦布尔像一堵老去的，斑驳陆离的墙。墙上绘满光怪陆离、光芒四射的图案，却因为岁月的侵蚀，不断卷曲的墙皮上，只能依稀看到石墙曾经的荣光。那也是令人着迷的景象。帕夏的宫殿似乎永远不会死去，蜷缩着身躯等待将深陷其中的孩子指向死路一条。
那一切都仿佛只存在于故事之中，而并非现实。即使如《纯真博物馆》那样言之凿凿，带有具体年份的故事，也因为帕慕克那被浪漫啃噬到酥的骨头渣而显得罗曼蒂克。在伊斯坦布尔灰暗的房间中轻数情人吸过的烟蒂，这份浪漫可以让塞班乃至塔利班都变得花容失色。
但是这似乎只是幻像，一张夕阳透过诗人的眼眸，投放在墙上的幻灯片，一张一张之间，用黑场连接。Feo Aladag所说的“有价值的电影”，理应是中间的黑场。在影片结尾字幕缓缓上移的时候，我在想，黑与白在哪里被悄悄转换了？
奥斯卡外语片奖的竞逐，与其说是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用来展示自己，不如说得更透彻点，是用所谓现代眼光审视不同文化与“现代主流”文化之间差异性。我得承认，我是站在比奥斯卡还“主流”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差异，因此《当我们离开》犹显创痛。
但是结合到那面斑驳的石墙，至今游人往返不断。曾经出差在一间犹如新龙门客栈般伫立在荒野中的火车站和一个朋友聊起帕慕克。他告诉我，他与我的方向相反，是因为憧憬伊斯坦布尔而对帕慕克感兴趣。这让我想起长城内外，颐和园内……一个一个不断申遗，不断立项的历史，毕竟不仅是承载了“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历史文化传承，其中毕竟还隐含着“不同”。只是，我们经常忘记了不同，只想起了骄傲，而那些“不同”又有多少是让人扼腕叹息的。
是历史让我们不同，更有历史让一个个民族有泪可流，有气可叹，更在上街散步99%被判非法的时代，还能勉强将反X运动当成全民健身运动。没有不同的历史，就不会有不同的现在。没有了不同的现在，站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台上的电影该有多么了无生气！正是历史的不同，百花齐放才成为可能。谁也不可能一刀将伊斯坦布尔的华丽宫殿与我们看来颇为保守和不合时宜的风俗习惯切开。
我们自己其实也并不相同！耻笑、愤怒伊斯坦布尔令人崩溃的传统意识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看到自身的缺憾。Feo Aladag手里拿着的是“现代”的标准，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也成了“现代”的一份子，在什么时候又会被“现代”所抛弃。总之，这把“现代”的利刃已经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究竟何时我们才能相同？当那个世界大同到来的时刻，是否也已不再能区分天堂和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