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疑案：恐怖伊凡

E2 整个庭审是情绪化的，充满了谜团的故事。还是无法确定。但是，哪里会有正常人在被指认成最邪恶的人的时候会流露出那种表情？那种极力压抑的得意和对幸存者痛苦回忆的享受。但是这难道不是我的臆想吗？幸存者们的回忆混乱而令人心碎，但是真实信呢？在没有更坚实的证据下，究竟谁可以给这些人抚慰？但是这个恶魔一开始就是恶魔吗？他又是否也是另一个受害者？

E3 照片的证据，的确让人疑惑。而最后被隐藏的证据更是让人疑窦丛生。对于这样的惊天大案，美国政府背后的操纵，苏联不明所以的帮助，让人不得不想到，是否一切都是为了忽明忽暗的政治局面？还是说每一方都有着不同的诉求？回到案件本身，这次疑犯第一次展现出激动的情绪，他把支持者的来信都张贴在小小囚房中，他记录下每一个来信者的地址。他说“我只希望正义，我没有反对任何人”。 不能否认这些话可能来自律师的嘱托，但是还是让我动容。乌克兰社群在极力帮助他，是因为怕自己也落得如此下场，但是如果他真的是伊凡，那么怎么能这样让他侥幸逃脱，或者说不追寻真相的话，我们又将何以面目对待那些死里逃生的可怜人？我们究竟要如何面对那些战争中的野兽，在我们知道他是个遵纪守法的新公民之后？ 另一个方面，在民愤之时，我们该如何理智？如何专业？如何不去“表演”出一副仁慈的嘴脸？

最后，那份假的证明，洋洋洒洒几页纸，是那些幸存者们的尊严吧，他们内疚于自己的幸存，因为他们不幸中的万幸。我看着那个证人年迈的身躯，痛苦的泪水，怎么能忍心去责怪？作为幸存者，原来是这样的纠结与痛苦。他们挣扎在过往的噩梦，和现实的愧疚。万恶的法西斯！

E5 首先出现的反转证据，叫人大跌眼镜。而最后在德国的审判却始终保留在迷雾之中。约翰是否是恶魔似乎是永远也无法确定的了。每一个“确凿”的证据都是人们想要相信的事情。依旧有一些思考和疑问。

当没有确凿证据之时，我们，作为普罗大众，是追求真相还是选择立场？当人们听到无罪释放的判决时，那种痛苦是可以感受到的，但是难道就因为如此，群众的选择就可以高于个人吗？错判和误杀究竟哪个更甚一筹呢？

参与这场无情屠杀的人，他们是否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自保在生死抉择之下又显得如此理所当然。可是，三万无辜人的生命在毒气室中化为灰烬，那些按下开关的人怎么会没有罪？究竟是恨意蒙住了我们的眼睛，还是理智让我们踟蹰难行？ 如果每个参与者都是罪人，判决他们全部才是真正的正义。而美国，则是推出了约翰藏匿了其他的纳粹。这是真正的讽刺。

在最后，很多人早已不在意真相，而是去证明自己的选择。我感到，约翰不过是美国为了遮掩自己假装人道，实则吸取“好纳粹”的人偶。每个人都在迷雾中被政治和经济摆弄。

结尾处，一段集中营纪念碑的留白，不能不引人深思。法律的意义究竟是何？在文明进步之中那些不能释怀的痛苦将何去何从？我们努力翻出白茫茫一片之下的泥沼时，又如何确保真相而非走到证明立场的可怜境地？

战争啊，请永远不要再发生了。

刚看完，情绪有点激动，想到啥说啥了。

1、这人就是真的“伊凡雷帝”。先不提那些证据和幸存者们的证词（多说一句，在我看来他们的证词就是最有力的证据，有什么能让多位幸存者在这件事情上同时作伪证去陷害一个陌生老人？绝无可能），就说德鲁杨米克（下用德鲁）在整个过程中的表情、表现，完全能够感受到他绝对就是伊凡，想象一下如果真是一位普通百姓，会以那样的行为心态经历这一切吗？那些作秀，什么亲吻大地、和幸存者握手、装病、称自己为英雄，令人作呕。

2、谢菲特以及德鲁的女婿等亲人是最大的帮凶（只说个体层面，先不谈政府）。尤其是这个女婿，在完全不了解德鲁的情况下就无脑相信他？拼了命一样比亲生儿女还努力的去帮他打官司？说他没有其他的目的我是不信的。结尾对德鲁外孙的访谈，他基本上算是隐晦承认了自己相信德鲁是伊凡，但他觉得这不重要，这不怪德鲁，说在那种情况下他只能这样做，他不这样做也有别人这样做，你会这样做我也会这样做。EXM？那为什么就伊凡得到了这个Terrible雷帝的称号呢？为什么说他是人类史上最凶残的侩子手呢？他不仅是操纵毒气室，还用及其非人道的方式折磨虐待犹太人，从中取乐，这也是任何人都会做的事情吗？止不住地让我想到南京大屠杀。

3、其实整个事件过程中都有政治博弈的因素在里面，一开始说是苏联为了防止美国的反苏群体联合而行的反间之计，后来又说美国有意识地放过这些移民的纳粹战犯是为了利用他们的技能、知识、生产力与反共主义（这也是我说美帝整天鼓吹的那些东西都是笑话，放之别国是准则，放在自己身上毫无约束）。前者在我看来已经不是事实（基于德鲁就是伊凡的基础上），而后者是真实存在，这说明美帝政府为了自己的发展与强大罔顾人道主义，有意纵容战犯；到了美帝民众的层面，片中不少人也认为去追究几十年前的事情没有意义，just let it go，同样也是罔顾人道主义。我只想说bullshit，如果有一天他们的民族遭到了同样的事情，希望他们的后人在几十年后也能淡然一笑说随风去吧。

4、接着第3点说，我觉得忘记屠杀、纵容战犯这件事本身比屠杀更不人道，因为首先这是对幸存者们的再次伤害，并且是从精神层面的伤害，其次这必将导致屠杀在未来再次上演。

5、最后，伊凡活到了91岁，以清白之身病死在疗养院中，这是对他最好的归宿，也是对所有他手下的亡魂以及幸存者们最残忍的伤害。请以史为鉴吧，不要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看完《魔卫归隐》这部纪录片，心中就两个字：too much。情绪太多，立场太多，面相太多。

这其实是一个身份确认的故事，确认一个和照片中年少时期非常相似的老年人是否是传说中的集中营战犯。这个指认的分量极重，承担着战后犹太幸存者期盼的正义审判以及长久以来缺失的情绪安抚，同时又需正视这位美籍乌克兰人移民美国之后的一切良民表现。无论最终审判的结果是什么，都将对控辩另一方产生极其巨大影响。

战时乌克兰民众如果为了能在纳粹手下活下去参与了惨无人道的集中营种族灭绝行动，一次又一次的操纵着毒气室的开关，残杀一批又一批不分年龄男女的犹太人，行为是不可饶恕的，但我觉得可以给他只属于战争环境下的生存理解。

抱着需要隐忍一世的决心踏上赴美移民之路，对于主角约翰德米扬约克来说，踏上美利坚土地的一刹那开始，以前的他就死了，怎么可能去承认自己的罪行呢？无论美国或苏联等战胜国对纳粹战犯的掌握细致到何种程度，政府和德米扬约克其实心知肚明彼此不会揭露。美国战后需要大量有体能易服从的劳动力移民，德米扬约克需要一片从来没有经历过纳粹涂害的“净土”来接纳他的新生命。是美利坚成就了这个良民美籍乌克兰人，福特员工，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好丈夫好父亲，这是一场交易。

德米扬约克是冷战美苏争霸下利用纳粹余孽来进行彼此体制挑衅的棋子，苏联挑起事端，目的只是为了宣扬美利坚资本主义包庇纳粹余孽，同时利用犹太受难者的民族情绪来加持正义的理由。只可惜苏联没有命数继续这样的政治手段，不然其实蛮有用的。德米扬约克到底是不是照片中的纳粹余孽完全是看美苏两方想要这件事情走到何种地步，政治博弈利用战后情绪，高。对于苏联的挑起事端，美利坚立马迎合世俗要审判战犯的主旋律，取消乌克兰人的美国公民身份驱逐他至以色列或德国去受审判。审判结果对美利坚政府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该利用的年轻劳动力已经榨取完，该做的只是配合世俗要审判纳粹余孽的主旋律，跟随就行。其余的余孽会连同苏联解体一起更深层的埋葬在了历史长河里，不会再有人去真正为了正义去揭露。战后美利坚的崛起站在了多少这样的人的肩膀上，我们可想而知。种族灭绝的悲剧从未发生在美利坚的土地上，要让他们去理解悲痛和绝望，定是徒劳。

德米扬约克的犹太辩护律师是片子的另一个亮点，我觉得他是认清这背后其实是政治博弈的人。因此他不会拿自己身为犹太人一定要与纳粹一切事物对敌到底作为自己的立场，完完全全用此次辩护作为了自己辩护生涯的最大亮点，赚够了钱，出了大名。

德米扬约克在慕尼黑还未受到审判已因年事已高去世，持续十多年的审判其实是不了了之了，这样的战后审判有多少呢。

伤痛不会被平抚，只会被遗忘。

（文/杨时旸）

通常而言，我们习惯于认为历史这个概念是静态的、尘封的、与现实和当下隔绝的，只供我们回望、分析、研究和慨叹，无论其中的人与事都不过是一份“史料”，实际上，对于波澜翻覆、动荡诡谲的20世纪而言，这一段当代史从未真的成为“料”，因为它根本未曾终结，而是一直以一种暗流涌动的方式影响、侵入、搅扰当下。那些熊熊火光熄灭了，但暗火仍在地下翕动，暴力、极权以及一切被释放出的邪恶都暂时沉寂、改头换面但仍然在蓄力，等待着某个时机借尸还魂，重新赋型。很多作品反映过这一切，无论是已经成为经典的《浪潮》，还是不久前那部以喜剧为名实则发出郑重拷问的《希特勒回来了》都在向人们一次次发出警告。在这些虚构作品之外，纪录片也在凝视着极权之恶的绵长触须。

纪录片《世纪疑案：恐怖伊凡》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聚焦于当年纳粹集中营的一个残忍的看守老年后重新被人发现的戏剧性转变。它的英文原名叫做The Devil Next Door，隔壁的恶魔。没错，这故事最令人脊背发凉的部分是在向我们宣告，恶魔不是抽象的、遥远的、看起来就令人恐惧的，他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家门口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慈眉善目的老人。纵观下来，就会发现，最恐怖的部分甚至都不是他曾经犯下的累累罪行，而是一个人能够如此“变幻”——从一个人变幻成一个恶魔，再从恶魔变回人，隐藏于芸芸众生，变得像你我一样。

约翰·德米扬鲁克是一位标准的追寻美国梦的移民，战后从乌克兰来到美国，在福特汽车公司有一份普通的工作，兢兢业业地制作汽车零件，回家扮演丈夫和父亲，侍弄花草，融入社区，参加礼拜。他肥胖，秃顶，整日笑呵呵，像每一个这个年纪的普通男人，战战兢兢消化战争中的悲痛，竭尽全力让儿女拥有崭新的生活。但就在这时，一份报告显示这个男人疑似是曾经臭名昭著的纳粹刽子手，被人冠以绰号“恐怖伊凡”的战犯。

没有什么比这更戏剧性的场面了，波澜不惊的郊外小镇，成为了全世界媒体的焦点。在历史上，由于纳粹未曾在美国实施犯罪，所以，这个男人需要被引渡到以色列。美国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配合完成了引渡。这部纪录片完整地重述了这个世纪大案的审判过程，从当下开始，采访他的孙辈，重访居住地，拼接历史画面，采访包括法官、律师在内的几乎一切核心当事人。这短短五集的聚焦之下，这样一个案子，意外地与20世纪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了奇妙的关系，美苏冷战所带来的谍战让对于这个男人的身份识别难上加难，柏林墙的倒掉所带来的新档案的解禁又把即将板上钉钉的审判意外翻转……这个男人从青年到暮年，一生完全被镶嵌进历史的缝隙之中，直至91岁逝世。

《世纪疑案：恐怖伊凡》所聚焦的其实非常简单——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当年守卫着集中营的看守。他是否是那个用枪刺将犹太人逼入毒气室，甚至还动辄砍下囚犯耳朵鼻子取乐的魔鬼。没有指纹、DNA可供对照，有的只是一张当年的身份卡和一张年轻男人的照片。有人觉得无风不起浪，全世界这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找到他，有人觉得任何案件都不能动摇无罪推定的根基，如果无法确凿地证明他的身份，那么他就是无辜的，无论有多少疑点。

围绕着这场审判，亲人、邻里和纯粹的吃瓜群众搅起更大的舆论旋涡，法官、律师、证人纷纷登场，有人严阵以待，有人另有所图。所有这类世纪大案，都是人心和人性的陈列室，曾经的辛普森案，也是如此，在那部《美国罪案故事》中，警方，媒体，律师都想聚焦于案情却又慢慢离题万里，更何况“恐怖伊凡”，它实在太过于复杂，包含着惨痛的历史记忆，无法和解的隔阂与伤痕，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尖锐冲突。历史闯入了现实。曾经的受害者还有人幸存，他们的苦难就是历史的证据与化石，但这能成为对某一个具体个人的指证吗？某一个幸存者言之凿凿地认定面前站着的就是当年的“恐怖伊凡”，这应该被直接采信吗？如果采信，那是证明这样的案子在司法系统中注定被区别对待，如果不信，那么哪位法官、那个法律系统能够承受住舆论的灼烧？更遑论，这是在以色列审判一个针对犹太人的刽子手。

一切愈发成为了一场秀。表演反叛的以色列律师，遵守规章却看起来无计可施的美国律师，群情激奋的以色列群众，沉默如迷的各国政府……所有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表演系统的一部分。那些从集中营生还的幸存者怒火中烧地指认，可转过身就被发现，这些人曾经的证词与法庭上所说的截然相反。那些眼泪和斥责一瞬间都变得可疑又尴尬。但大多数人只能默默自我消化这份疑惑和尴尬，没人敢于说出什么。审判是最不应受舆论裹挟的，但这个案子几乎就是舆论本身。

这案子耗时许久，时代车轮滚滚向前，人抓了又放，放了再抓，新证据推翻旧证据，而又有新证据重新印证了旧证据，直至男人年过九旬，在嚎啕之中再度被警方拖走，引渡德国。他最终也没有被认定为“恐怖伊凡”，却基本上认为他是另一个集中营的看守，而在上诉的当口，他死于衰老。从法理上讲，他以清白之身归于尘土， 但从人心上讲，他最终到底是人是鬼？

故事的结尾所提出的拷问比案件本身更令人唏嘘，曾经与纳粹为伍的人并没有在新的曙光之中被完全清算，有些甚至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世界的建设者。恶是否会被时间稀释？是否会被新体制故意漠视？是否会被日常生活缓释吸收？是否会被人情世故悉心掩藏？我们大致已经搞清人何以成为魔鬼，邪恶被什么激发，但我们是否清楚，魔鬼如何蜕变回人形？这是良心发现，还是适者生存？20世纪的残酷历史，还有很多并没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过去式，那些作恶的人仍然在世，所以，当我们看向周遭，谁又能知道这世上有多少恶魔隐身于人形皮囊？

（本文首发 北京青年报）

How would you make the decision if you live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Can they be devided into ‘good Nazis‘ and ‘bad Nazis’ in the new countries which they‘ve emigrated？

Do you treat them differently just on being useful of useless for the modern society?

What’s the meaning for human beings to sentence a ninety-year-old man after more than seventy years？

Lots of questions need to be considering after 《The Devil Next Door》

当一个案件被四个政府过手（苏联，美国，以色列，德国），背负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一段。时隔四十余年，从残破的漏洞百出的故纸中试图追寻真相不得，转而投向比一张反复使用的黑白小照更生动亦是更扭曲，似是而非的受害者证言。站在被告席的，曾经的纳粹党卫军，而今一个垂垂老矣的退休汽车工人。他所要接受的审判，两万八千条人命，亦似乎是今人审判古人，无知者审判亲历者，乃至于似乎是在审判历史本身。

非常漂亮的片头，品质有保障

我想这部纪录片最让人心痛的地方。不止是纳粹的罪行如何令人发指。而是当受害者确定无疑掷地有声地讲述他们人生最悲惨的黑洞，那吸走他们一生，摧残他们一生的记忆时，他们自身的记忆却毫不留情开了个玩笑。妻儿惨死，是一生都不可忘记的仇恨。但儿子叫什么？当老者张口结舌的一刻。最重要的东西似乎一瞬瓦解。

应报理论，威吓理论，矫治理论，如此种种，是刑罚得以成立的基础。在这个案件中，凶犯隐姓埋名数十年，再无进行犯罪的迹象。家人都爱戴他，甚至坚持不相信他可能是那个恶贯满盈的罪人。对于一个几乎没有行为能力的老人，对他本人惩戒的意义早已微不足道。复仇，弥补受害者，似乎已成为最重要的理由。

但当受害者证词因时间，因应激的巨恸变得不再可信。

他也许犯下罪恶，但很可能并不是受到指控的那个人。而刑罚却因为罪行之沉重，唯有不可逆的绞刑。而这场复仇，也模糊到不再是具体的个人对具体个人的复仇，更像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复仇。

如何选择？这似乎已不再是法理的困境。而变成一场道德困境。在这场道德困境里，各人做了各人的选择。法官说，他只专注在宣判，已经不知道周遭如何反应。仿佛是比喻，当你被卷入历史时，你的立场决定了你的视点，管不到，也最好不要管，全貌如何，真相如何。

你可能因为感情盲目，也可能只是在说谎。假的宣言裹在真的立场中，好像无伤大雅，也可说成一种尽力而为。毕竟做不爱做的事情才叫努力，睁大眼说bull shit也是努力一种。

慕尼黑检察官对幸存者证言是否可信的回答，“在德国，我们有白纸黑字，但在这个犹太人国家，你们要相信你们的幸存者。”

这算什么意思呢？

约翰的直接上司，一个汽车工厂的工薪阶级，说出了全片最直白的大实话。NASA把人送上月球的科学家也是一个“好纳粹”。他们就是美国梦的一部分。美国人不在乎。讽刺的是，主持重启对约翰调查的美国官员自豪强调，他们成功将约翰押送到德国时，化用了宇航员登月发回的第一句话。言犹在耳。

真相对人们真有那么重要么？尤其是，真相并非确凿的一句话，而往往长篇累牍晦涩难解，充满了反复，仿佛冗余，最终还词不达意。

约翰的孙子说，我们站在历史的那一刻，每个人，都会做同样选择。我想这恐怕是所有阅读历史者的千古难题，尤其题目考察重点在良心底线道德水平，而恐怕与答题者对自己良心的自信心完全无关。我想我永远无法忘记看《朗读者》时的震撼，凯特·温丝莱特饰演的女纳粹，战后摇身一变成普通的列车售票员。Devil next door. 究竟一个沉默守序的凡人是他真正灵魂，还是以杀人取乐的恶魔呢？站在此刻的我不知该如何理解，无体验，也真心希望不要体验。

无论司法或者舆论，一次次全情投入，到仿佛胜利的时刻，却落入失望。真凶在哪里？真凶淹没于人潮，而人潮汹涌。有良知的人，备受天平两端摇摆不定的煎熬。受害者，永远无法抚平伤害。义愤者，一腔义愤似乎空付。而辩护律师，一个被威胁乃至坠楼身亡，一个被直接泼了硫酸。漫长的司法流程，只为对付一个已近残年的老人。而最终因为老人的死亡，连白纸黑字的司法定论都终告失效。这似乎就是现实。

不由想到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一切滔天的喧闹，各方站定立场，或者只有立场才是唯一现实，真相反而变得不足为道。于是正义渐渐模糊不清，审理过程即是无休止的拉锯，仿佛菜市场你一元我一角的讨价还价。在这过程中真有胜利者么？似乎人人皆付出代价。但电视转播，整个社会广泛关注的一场司法秀，又好像一场释放，一场狂欢。你甚至很难说，这一切到底有无意义，就像日常种种，热热闹闹，哪怕是吃屎，大家各分一杯羹，怀专业精神热切信念将其吹成山珍海味。生活还在继续。但这案件却又足够奇观，足够浓缩，因而加倍震撼，也在车马散尽时感到愈发无奈。像是拗不过万物之道的无奈。

PS。柏林墙倒塌那一段的BGM是什么？非常熟悉。脑内单曲循环一整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