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2016年秋天，一本名为《82年生的金智英》的小说在韩国出版。

随即在2017年收获书店评选文学小说类年度最佳书籍，新书畅销榜Top1，实体、网络书店小说类Top1等不胜枚举的奖项与记录。

与此同时，此书被广大韩国男性定义为“女性主义”，铺天盖地的恶意评价也席卷韩国各大网站。

更不幸的是，有韩国女星在网络上公开表达对此书的喜爱，却遭来绝大多数男粉丝的强烈谴责与脱粉。

一时之间，网络上对此书展开了漫长且沸沸扬扬的探讨。

2019年10月23日，与小说同名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上映。

在网络反响上，电影上映与小说出版的结果无异。

发行前，对电影仍是恶评如潮。上映前，在韩国网站Naver上，想看与不想看人数达到了罕见的3:5。

上映首天，电影更是遭遇恶意打分的“恐怖袭击”。

以Naver网站电影页面10月23日（上映首日）下午3点为基准，电影评分的几项数据出炉。

10分制的评分计算规则，观众评分约为9.7分，影评人评分为7分，网民评分（谁都可以给）只有4.45分，而且性别差异尤为明显。

男性网友评分为1.45分，女性网友评分为9.19分。

从领略原创小说的真实和感受同名电影的温和之外，我们也不难窥见一个社会男尊女卑的严重性。

今天要分享的这部电影，就是目前豆瓣评分高达8.7分的韩国新片——《82年生的金智英》。

金智英于1982年出生在韩国，同是生活在东亚文化圈的大染缸，有些东西自然而然被当作是“传统”。

由于年代不同，男尊女卑的程度有大有小，但这种现象依旧如梦魇一般从未消逝。

从家庭戏剧的角度来看，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讲述了一个经历育儿、家务和职业中断的金智英（郑有美 饰）突然有一天有了精神问题，说出了一些令家庭成员惊愕的话语…

不知不觉地，丈夫郑代贤（孔侑 饰）和整个家庭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故事。

影片开始，镜头在家庭聚会其乐融融的场景和金智英做家务之间切换。

直到金智英以自己母亲的口吻和婆婆对话时，空气仿佛凝结成冰，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金智英开始称呼婆婆为“亲家母”，丈夫为“小郑”，公公为“亲家公”，而这种人物代入让她完全迷失自我。

场面近乎不可控时，郑代贤（孔侑 饰）连忙将妻子带离现场。

“爸，妈，秀玄（郑代贤妹妹），智英她有点不舒服，真的，她最近有点生病了，我之后再仔细向你们一一说明。”

无数次，化作自己母亲的金智英都在想：

“只有你们家人团聚很重要吗？既然你们的女儿可以回娘家，那也应该让我们的女儿回来才对吧！”

每次金智英陷入精神异常时，她的脑海浮现的全是童年的回忆。

镜头闪回到从前，那个对女性恶意达到最大化的从前，小时候父亲重男轻女。

初中时公交被男同学尾随和威胁，叫父亲来接后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迎来的却是父亲的严词指责。

为了工作，对男同事的恶意玩笑她可以忍气吞声；为了育儿，放弃工作她可以忍气吞声。

但好不容易出门买杯1500元（约合人民币9元）的咖啡喝，竟被陌生男子说是妈虫（网络流行语，暗讽有小孩的母亲整日无所事事，过着靠老公养的生活），她愤怒的情绪终于迸发。

电影以温吞的方式描摹平凡女性金智英的一生，以穿插回忆的叙事方式将观众带入她的内心世界。

感受她作为平凡女性有苦难言的丝丝苦痛，每一次简单的单人镜头都铿锵有力，每一次的特写则让观众共情满溢。

生活流的影像虽比小说直述一个个刺痛人心的事实要来得温和，但也架不住痛楚的画面反复叠加。

脱胎于小说的真实故事，透过影像的介质，电影的真实蕴含于平静的画面和人人皆知的戏剧冲突中。

它如一面镜子，照到他们，也照到我们自己。

第一眼故事，第二眼生活，第三眼自己。

和约翰·威廉斯的《斯通纳》一样，平静却又如此有力。

时光流逝，一次次的事实成为韩国男性的“男权主义”已然深入骨髓的佐证。

我们期盼他们会反躬自省，他们会将骨子的歧视慢慢淡化，他们会摘下那恶毒的有色眼镜，然而这次期盼再度落空。

关于男尊女卑的问题，韩国存在，我国存在，全世界存在。

而每一次不同形式的发声，都看似微不足道，但都是或大或小的努力。

并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但不尝试就一定没有。

回望韩国电影这么多年，不可否认的是，在创作自由的土壤之上，他们曾经拍出过太多改变社会的电影，如《辩护人》《熔炉》。

所以，偏见也好，歧视也罢，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和社会的劣根性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诚如鲁迅先生所言：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生而为人，由衷期盼每一位女性都可以不被所谓的“性别”所束缚，可以拥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

PS: 不要求资源哈，韩国才上映呢！嘻

本文来源公众号“老虎来喝下午茶了”。

金智英，生于1982年4月1日，一个有点尴尬的日子。

此外，她的一切就像智英这个名字一样平常。35岁的她，貌不惊人，学历尚可，家境也就过得去，就连运气也是不好不坏，人生普通得就像落入大海的一滴水。

直到有一天，智英得了一种怪病。

无缘无故地，她会突然以丈母娘的口气和老公说话，有时是老公死去的前女友，语气动作惟妙惟肖，像鬼附身了一样。

就在中秋节的家族聚会上，智英又发作了，这次是亲家母附身。

她对婆婆说：“啊呀，亲家母，每次我们家智英过完节都会忙得全身痛。你们全家是团圆了，我们家就不想团圆吗？”

婆婆惊呆了，小姑子的汗毛直竖，公公气不打一处来。

这是谁家的媳妇，是要成精吗？

《82年生的金智英》是韩国2017年最佳小说，一本现象级畅销书，销量突破100万册。韩国总统文在寅，还有许多当红艺人都读过。

《熔炉》《釜山行》原班主演孔侑、郑有美出演同名电影，电影上映后首日就冲上票房冠军。

然而，不喜欢这本书的人却恨之入骨。被称为“韩国第一美颜”的Irene就因为分享了这本书，被网上围攻，烧照片。郑有美因为出演金智英，被嘲为82公斤的郑有美。

什么书啊，这么邪性。

其实《82年生的金智英》只是平淡如水地讲了一个普通韩国女孩的成长经历。读完却给人一种大热天冒冷汗，无声处听惊雷般的震撼。

这本书，我最有共鸣的还是育儿部分，一边读一边就会如同看到自己的昨天和今天。

还是普通妈妈的故事最有力量。因为，她承受的压力也曾窒息着我们的胸膛，她走不通的隧道一样锁住了万千个妈妈的未来。

真是边看边感叹：果然，女性人生的转折点就是结婚生子，谁都绕不过去。

1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会帮你的

智英31岁那年生下女儿，然后就当了全职妈妈。在韩国大约有46%的已婚女性因为生育不工作，所以是再正常不过的。

虽然中国女性生了孩子大多还可以工作，但是如果没有老人帮忙就难说了。我们拥有的权利，其实是父母牺牲了自己的晚年换来的。而且孩子上学了，老人渐渐退出，投入更多精力和时间的终究还是妈妈们。

一生下孩子，是专注工作还是顾家带娃，这个问题就会摆在你面前。大家最终都会不知不觉地顺着一个方向走去。好像有人在我们后面悄悄地驱赶，或早或晚地走成了一个个金智英。

并不是说妈妈顾家不好，不好的是：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多少选择。

看到智英担忧，大贤给她打气。他说：“你担心什么呢？我会帮你的，帮你冲奶粉，换尿布，做饭，这些事我都可以做。今后，你不用工作，让我来养家吧。”

老公如此贤惠，可智英还是心里堵得慌：“为什么总是说帮我？难道这不也是你的家，你的孩子，你的责任吗？”

还有那句“你不用工作，让我来养家吧”就更让人不舒服了。

一个受过教育，可以自食其力的人，宁愿整日在家喂奶，抱孩子，换尿布，做辅食，给孩子洗澡，抱着娃做家务，推着婴儿车去超市，一夜要起来好几次……就在她最辛苦，付出最多的时候，怎么就活成了一个需要被养的人，不用工作的人？！

当妈妈得从早忙到晚，付出那么多，得到的却是一个“被养”的标签。

真不用说母亲有多伟大，咱们只要肯老老实实地承认全职妈妈和爸爸一样也是养家之人就是进步了。

这本书之所以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就在于它的平常平静底下涌动的辛酸，在于它发现了那些深入到生活细节里，不被察觉的委屈。

厌恶这本书的人一致认为，金智英这个女人太矫情。没有家暴，又不是底层，丈夫体贴，生活已经待你不薄了，你为什么还要抱怨。

千百年来，好妈妈的形象就是吃苦耐劳，不抱怨。如果你不肯忍辱负重，还一付苦大仇深的样子，马上就会被嫌弃为怨妇。

2 现在当妈妈有什么辛苦的

智英一手抱孩子一手干家务，伤了手腕。她去看病，老医生却教育她说：唉，现在的家务活哪有那么辛苦！

我婆婆也说过：“我们那会儿，哪有全自动洗衣机，还要换煤气罐，一周才歇一天。每天晚上手里织着毛衣，嘴里还要把电视剧的对话翻译成老家话讲给奶奶听……”

说的也是哦，年轻人再苦还能有老一辈苦。

智英却矫情地认为：现在的医生连处方都不用写，什么都是电子的，有什么辛苦的；现在的农夫种地有各种机器设备，有什么辛苦的？无论什么行业都受益于高科技，但人们依然会说医生很辛苦，当老师很累啊。

唯独当妈妈，只能默默忍受，喊累的资格都没有。

当妈妈做得好是应该的，吃再多苦也是应该的，这是把优秀当作底线来评价一个妈妈！那些说当妈妈有什么辛苦的人，无论你是干什么工作的，请问如果有人敢给你定这么高的职业标准，你会不会骂他不要脸？

到底是智英矫情还是这个世界偏心眼？是智英得了怪病了，还是社会荒唐？

3 我也是大学毕业啊

好不容易，孩子上了幼儿园，智英想再就业。可是她一天只有四五个小时不用带娃，半职的工作机会很少，能找到的不是售货员，就是服务生，薪资低，没合同没保险。

智英去一家冰淇淋店打听了一下，店员也是位妈妈，临走前她对智英说：我也是大学毕业啊！

是啊，都当妈了，要想开点，有份工作干就不错了。

看看我周围，孩子上小学前后，很多妈妈会换一份便于接送陪读的工作，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

一晃七八年，职业生涯的黄金期就没了。都是好不容易来地球一趟，男人30岁以后事业蒸蒸日上，50岁迎来人生巅峰，而女性大多从生育起停滞不前，甚至成为“被社会淘汰的中年妇女”。

这是我们的错吗，是女性不够努力吗？

从小我们就被教育男女平等，和男生一起上体育课，做同一份试卷，同一分数线上大学。可为何结婚生子后，女性的路上就多了那么多的绊脚石？

作者写这本书的本意就是，希望女读者可以明白，身为女性会就受到各种限制，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无能”而深感自责，因为这不是你的错，根本无须自责。

4 妈虫真好命

一天智英推着女儿去公园，孩子睡着了，她买了一杯咖啡，打算享受下难得的休闲。

碰巧听到有人议论：我也好想用先生赚来的钱买咖啡喝、整天到处去闲逛……妈虫还真好命……”

“妈虫”是近几年韩国流行的网络语言，指那种把孩子送幼儿园自己去喝咖啡做指甲逛百货的妈妈。然而现实中的妈妈们却是，把孩子送幼儿园后，去咖啡馆给别人端咖啡，帮别人做指甲。

尽管如此，不少人还是会想当然的认为，当妈妈好轻松自在，甚至活得像寄生虫。

这件事成了最后一根稻草，从这天起，智英就得了那种怪病。她的身体里住进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她们的共同点就是统统为智英抱不平。

因为智英就是你我，她的命运就是所有女性的困境，为别的女性说话就是为自己发声。

金智英最后怎样书中没有答案，但它还是一本好书。然而，如果我们不能给自己一个答案，还会拥有好的人生吗？

话说上次，朵爸不知搭错哪根筋了，跟我说“唉，我的工作也有你的功劳啊”。当下我心中一喜，好激动啊。

孩儿他爸，你这么体贴，让我实在太激动了，心潮澎湃无法平静……怎么办啊？唯一的办法就是狠狠地打一笔钱给我，才能冷静下来!

传统美德好是好，温柔敦厚，包容奉献，很了不起，但是，我就是jiao得自己远没有强大到可以做无条件的牺牲。当然了，要是嫁给孔刘的话，也是可以商量的。

老实讲，爸爸们工作压力山大也在为家庭付出，大家都不容易。只不过同样是为家庭出力，女性只有播种、劳作，收割却没她的份儿。

这是问题的关键。

社会上总说什么女性需要理解和尊重。我觉得更要紧的是，大家应该有意识地，在生娃前就得讲好将来地里的庄稼怎么分，有必要的话找个律师按个手印也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没有这个，一切理解和尊重就如同一块悬空的地板，随时都可能从你脚下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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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微信公众号、微博上似乎刮起了一股剖析韩国的风，这股风大概从李胜利事件开始兴起，到几天前雪莉自杀事件达到了顶峰，诸多大v或高流量公众号摇身一变成韩国问题专家，共同营造出一种高度雷同的韩国国家形象——一个“被财阀和美国操控蹂躏的傀儡国家”。其春秋笔法难免令读者产生幻觉，仿佛“财阀”或“美国”是解释所有韩国问题本质的终结理论，继而一改以前对韩国社会的漠不关心转向积极嘲讽。

视频链接：//weibo.com/7060281712/IbTV7gQF9?pcfrom=msgbox&type=comment

几天前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名为“韩国娱乐圈需要的不是女权，而是社会主义的铁拳”的视频，嘲讽韩国女性地位低下，中国还能讨论“什么是健康的两性关系”、“什么是直男癌”，而韩国人却毫无作为，因而需要的不是女权，而是“社会主义的铁拳”，底下评论一片叫好赞同，“财阀”、“殖民地”再次成为高频词汇。如此权威平台发布如此低级视频，引来如此多共鸣，不难想象任由这股风气吹下去，中国普通民众将形成一种如何扭曲的韩国观。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之际，我决定谈谈韩国女性地位问题、近些年来韩国社会的厌女、仇女问题及女权运动，在铺天盖地的“伪真相”中，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亦为大家观影前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

韩国女性地位为何低下？

讨论韩国女性地位问题，需追溯到韩国近代女性最初登场的时期，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转换期。随着近代开化思想传入朝鲜半岛，俞吉濬等启蒙知识分子开始讨论女性的教育问题，主张女性应接受教育，肩负起生产民族下一代、教育国民的责任，以“母亲”和“妻子”的身份，也就是“贤母良妻”成为民族的一份子。

值得注意的是，“贤母良妻”或“贤妻良母”常被误解为一种儒家传统女性美德，然而这却是一个现代概念。“贤妻良母”的革命性在于它承认妇女作为国家一员的政治权利，通过确立女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将其从严格由男性主导的等级制度中扮演母亲、妻子、儿媳角色的前现代习俗中解放了出来。在启蒙知识分子的眼中，“良妻”是男性的伴侣以及操持家务的主管，“贤母”是为了养育更好的国民，实现富国强兵。换言之，“贤妻良母”的核心理念是民族主义，而非儒家家庭伦理——这是“贤母良妻”与传统女性的根本区别所在，然而两者的相似之处，则在于均将女性限定在家庭范围，并肯定父权。

1910年韩国进入日据时期后，“贤母良妻”论成为了殖民当局培养顺从统治的忠诚女性的手段。殖民地男性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思想驱使下，热衷于将女性推崇为民族的象征，在现实中却仍将后者捆绑在传统父权压迫地位，借此遮蔽殖民地“男性”的缺席与无能。

换句话说，在殖民地的特殊背景下，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在“保存民族固有主体性”的名义下被正当化了，这使得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帝国主义与父权社会形成了一种共谋。“贤母良妻”仍是该时期韩国男性对理想女性的规范，接受现代教育并日渐觉醒的新女性则令其产生抗拒感与反感，其反作用便是对传统女性的赞美，及对以女学生为代表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的批判。在当时男性知识分子占多数的舆论界，后者时常被刻画成虚荣、轻浮、奢侈、堕落的形象。

图为日据时期韩国著名“新女性”舞蹈家崔承喜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韩国成为了“总后（方）”，多数韩国女性在“贤母良妻”的教诲下，遵循军国主义对母性的需求，期待通过将子女献给皇军、参与生产劳动、保障战争后勤来成为“帝国国民”的一份子，她们也因而被“尊称”为“总后夫人”。

光复后，尤其在由军事政权推动的现代化建设中，韩国对国民的动员是高度性别化的。在冷战对峙格局下，国家安保的重任压在每一个成年男性之上，他们通过义务兵役制、退伍后参与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建设而直接成为了现代化的“主力军”，而女性则通过参与新村运动及计划生育运动，以家庭主妇的角色间接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这种性别化的动员机制形成了一种“保护者、抚养生计者=男性”与“家务劳动、养育子女者=女性”之性别社会分工，亦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至今。

经由上述简要勾勒，可知韩国自近代以来，女性未曾有机会作为运动主体开展过妇女解放运动，从“贤母良妻”到“新女性”的污名化，从“总后夫人”到“家庭主妇”，女性主义从来被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冷战、性别化的现代化动员机制所牢牢压制或统摄，其结果是，妇女解放一而再再二三地被“民族大义”、“大东亚共荣”、“经济建设大业”、“民主主义”等所谓“更重要”“更紧迫”的宏大议题所搁置——这便是当代韩国女性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而绝非单一地出于儒家道德观念的禁锢。

当代韩国社会的厌女现象

回到当代韩国。

首先，厌女（misogyny）现象不是新鲜事，不是韩国特色，亦非东亚特产。纵观人类历史的绝大部份时期，在大多数地区，女性都是所属或交换的对象，这是一个世界问题，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偏见。按照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的定义，“厌女”是男性为了维持自身的主体性和优越性，而将女人置于客体，将女人“他者化”，并加以蔑视的一种意识。在上野《厌女：日本的女性厌恶》一书的译后记中，译者用了一句民间俗语清晰地解释何为对女性的“他者化”，那就是，“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男性同为主体而结成“手足”同盟，而女性则是不可缺少却终究属于物品的“衣裳”。

在当代韩国社会， “厌女”超越意识范畴、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兴起，始于本世纪初。在上世纪，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为了补偿义务服兵役的男性为国家的付出，自1961年起，政府曾对所有退役男性在公务员考试、企业面试等多种重要考试中给予5%的加分，然而1999年12月23日，宪法法院宣判该加分制度“违宪”，并于2001年正式将其撤销。

当时正值韩国刚走出金融危机、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初期，随着企业雇佣灵活化制度的推行，就业难、失业问题成为了社会常态。加分制度的取消，加剧了男性的就业压力，部分人开始将矛头指向呼吁取消加分制度的女权主义者，斥责后者借牺牲男性来追逐私利。此后，韩国相继出台了废除户主制度、性暴力/家庭暴力特别法、生理期休假制度等一系列保障女性权益的政策，愈发加深了男性“特权”的被剥夺感，厌女气氛因而弥漫开来。

厌女情绪最初盘踞在匿名的网络空间，形成了一种颇为主流的叙事框架——“作为被害者的男性” vs “作为加害者与剥削者的女性”，前者辛苦服役、保家卫国，后者则安于享乐、过度争取女权。近两年“Me Too”运动兴起，女性对性骚扰、性暴力的反抗，复又激发了前者的被害意识，在反对me too的言论中，被侵犯女性时常被描绘成诱骗纯真男性犯罪的加害者。

臭名昭著的极右网络社区“日佳일베”是生产厌女情绪的大本营。该网络社区成员多为年轻男性，在现实世界中，他们多为店员、快递员、学生、无业人员等，其中不乏文静、彬彬有礼之士，然而在网络世界中，却化身为语言暴力分子，大肆发表歧视憎恶女性、左翼人士（尤其是已故总统卢武铉）、全罗道居民、外国劳工及一切社会弱势群体的言论。

有学者指出，在韩国这样一个尤为强调“男子气概”的文化中，身处霸权地位的男性角色一旦在竞争中落败，往往会转化为对比自己更为弱势群体的歧视与愤怒。这种心理不难理解，用鲁迅的话来讲，便是“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

上图中艾莎的手被电视台内部人员偷偷P成了“日佳”成员的专用认证手势，播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随着“日佳”成员的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也从线上转向线下，制造了诸多超越常识、令人发指的“事迹”——光州民主化运动33周年前后，上传大量侮辱民主化运动牺牲者遗体的照片；世越号沉船事件后，在绝食抗议的遇害者家属面前举办嘲弄式的“暴食行动”；将日据时期慰安妇斥为“性买卖婊”……

“日佳”成员的“暴食行动”

“日佳”最突出的倾向是厌女，并创造了一大批指代特定女性的嫌恶网络用语，如上文视频中提到的“妈虫”（家庭主妇），以及各种“XX婊”：“大酱婊된장녀”（奢侈品爱好者）、“泡菜婊김치녀”（虚荣的女性）、“狗屎婊개똥녀”（自私的女性）、“啊不知道婊아몰랑녀”（无知无逻辑的女性）、“逼婊보지녀”（所有女性）等等（相比之下，我国特产“绿茶婊”算得上小清新了）。

厌女情绪在2016年韩国民众反对朴槿惠政权的烛光集会中再次发酵。作为韩国史上第一任女性总统，朴槿惠本人并未成为推动韩国社会男女平等的践行者，反而由于崔顺实干政事件，印证并加固了“女人不能从政”的偏见。烛光集会上许多海报与歌曲对朴槿惠的批判，往往并不指向其作为“总统”的失职，而将其刻画为一个虚荣的整形美容爱好者、无理性的消费狂、放任世越号沉没的无脑且无责任心的“女人”——一个“日佳”成员口中典型的“泡菜婊”。

讽刺朴槿惠和崔顺实的海报“身着普拉达的顺实”

讽刺的是，“烛光革命”最初由韩国“最女权”的高等学府梨花女子大学学生的顽强斗争所引爆，然而在后来旷日持久的集会中，却频频爆出女性被趁乱性骚扰的问题，这令女权主义者不得不宣布抵制集会，并单独辟出一块女性专属的场地集会——女性在呼吁民主主义的广场中不得不为了自身安全，而与外界划清界限，这是对民主主义本身的讽刺，广场革命终究仍是男性的专有物。

“烛光革命”最终胜利了，2017年3月朴槿惠遭弹劾，在旋即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文在寅阵营格外着重刻画文在寅阳刚的男性气质，及其夫人金正淑女士贤内助的女性特质，这不得不说是又一种讽刺。

迟来却从未迟到的妇女解放运动

对于韩国而言，女权主义运动是一场迟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其抗争对象是近代以来未曾真正动摇的儒家礼教规范，是社会长久累积下来对女性日常的嫌恶与仇视，是排斥或边缘化女性的新自由主义劳动市场，以及消费女性的流行文化。

正如厌女情绪最初兴起于网络空间，韩国女权主义运动最初的战场也是网络。网络女权主义者活跃在与“日佳”战斗的第一线，展开了对网络上蔓延的厌女、仇女现象的抵抗性反击(strike back)。

女权主义运动在现实空间全面兴起的契机，是2016年发生的江南站杀人事件。一名20多岁女性在位于江南站10号出口附近商街的卫生间内，被一名陌生男性杀害，被杀原因是，“因为她是女人”。这一事件令长期潜伏在网络空间的厌女现象浮出水面，事后，江南站10号出口前贴满了呼吁正视厌女现象的海报与市民留言，女权主义也因而从线上走向街头，从精英讨论扩散至大众议题。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亦出版于此时。

2018年是女权运动高潮迭起的一年。首先，兴起于美国的“Me Too”运动席卷韩国，从司法领域迅速蔓延至政界与文化艺术领域，并最终进入校园，涉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令公众重新审视从来被默认为“正常”的性骚扰，尤其是权力型性骚扰。

5月，弘大偷拍事件被披露后，6万余名女性在惠化站附近游行抗议无处不在的偷拍，此次游行成为了韩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女性游行。反抗社会对女性外貌规范的“脱下塑身衣탈코르셋”、“不穿胸衣no bra”运动也同时兴起，许多年轻女性丢弃或毁坏化妆品、素颜、甚至不穿胸衣上街（已故的雪莉便是该运动的践行者）。

11月，受到两年前波兰女性反堕胎罪的黑色抗争的启示，为对抗保健福祉部宣布的对终止妊娠手术（堕胎）的处罚规定，首尔举行了大规模的“黑色示威”，示威者身穿黑色服装、举黑色标语牌“如果堕胎有罪，那么罪人是国家”，反对堕胎罪、捍卫女性权利。

这场席卷韩国的女权运动，展现了女性改变社会的力量，亦展现了年轻一代女性建立在共同经验之上的姐妹连带，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梨花女大毕业生声援在校生抗争时的那句：

“别害怕，姐姐来了。”

韩国社会亦随之悄然发生着变化。女性内衣广告开始采用不同身材的模特；卫生巾广告不再沿用以往对女性生理期隐晦的称谓（如，“魔法的那几天”），而直言“生理期”，并在示意视频中，放弃蓝色液体改用红色液体。

照片来源：유한킴벌리 화이트

新闻女主播在直播时戴起了框架眼镜，力图改变“男主播可以戴眼镜，女主播不可以”的偏见。

照片来源：MBC 뉴스

对于韩国而言，年轻一代女性的抵抗才刚刚开始，女权运动是当下的进行时，对于中国而言，也绝非完成时。

相对而言，中国之所以能够比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韩更为彻底地推进男女平等，首要原因在于五四期间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思潮。因而中国近代的女权运动具有鲜明的“男性主导女权主义”的特征，男性知识分子积极推动妇女解放，源自其对传统女性所象征的作为“万恶之源”（傅斯年语）的儒家家庭制度与传统思想的不妥协态度，因而将女性从传统家庭中的解放视为衡量中国现代化的指标，女性主义因此成为了民族现代化话语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后来在亡国危机中，中国女性在救亡图存的动员之下直接参与救国运动，解放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终将五四时期提出的“妇女解放”话语落实到现实。

以上历史过程难免令人产生“中国女权高于日韩”的幻觉，甚至沾沾自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被动”、而非“主动”发生的，是来自自上而下的精英、国家的推动与动员，而非自下而上的觉醒。这意味着，如果未来不再存在自上而下的动力（抑或这种动力发生转向），或面临经济危机，失业情况加剧，中国女性地位极有可能面临大幅崩塌。

回到最开始提到的视频。对于中国而言，目前与日、韩同属女性地位世界排名垫底的国家，我们有何立场嘲笑邻国？

“中国性别差距在全球排名第100名” 资料：《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17》（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7）

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国上映了。金智英是80后韩国女性最常见的名字。

期待这部反映当代韩国女性所遭受的“无差别”性别歧视的作品，能够成为一面镜子，照到他们，也照到我们自己。

作者申明：本文原创，谢绝挪用。若转载此文，请文首尾标明作者姓名及原文链接，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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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不少豆友对文末所列排名表格公平性的质疑，建议质疑之前，先移步世界经济论坛网站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gender-gap-report-2018/ 研究一下其测算标准、数据来源与权威性（顺便说一下，2018年的报告中国排名又掉了三位，排名第103位；韩国更低，排名第115位），莫仅依凭个人主观经验张口便说“这排名有问题”。另外，列举该表的目的，并非为了证明“中国女性地位低”，而是为了说明“中国女性地位并没有我们（或你们）所想得那么高”，尤其须反驳评论中出现的此种言论：“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女性地位最平等的国家，没有之一”。

对于质疑仅凭一个排名缺乏说服力的豆友，由于主题篇幅所限，我无意针对中国女性地位问题展开进一步论述，相关学术论述汗牛充栋，权且推荐一篇今日读到的文章：《女性受害事件背后：暴力、权力与要求顺服的无形之网》//m.jiemian.com/article/3768233.html。在该文中，作者提到：“当只考虑男性自杀率时，中国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跌到146位，然而如果只对女性自杀比率排名，中国则跃身为全球第19位。此外，还有一个统计上更值得注意的现象：几乎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男性自杀比率都远远高于女性，唯独我国，女性自杀比例高于男性。对此学界的解释是，这与中国社会家庭结构中的矛盾相关，包括婆媳冲突、男性家暴，以及性暴力等方面。”

再次重申我的观点：不可怀着莫名优越感鄙视男女不平等之邻国，而应以后者为镜，照到我们未经审视与反省的性别偏见，以及居安思危，守住来之不易、业已获得的一些平等。

如同这部电影一样，本文无意挑起所谓“性别战争”，借用20世纪初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何殷震（1886-？）的话，“故今日之女子，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迫男子尽去其特权，退与女平”——女权斗争并非追求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或拥有与男性相同的特权，而是为了让男性再无压迫女性的特权。

与诸君共勉。

《82年生的金智英》是一部意义大于剧作与技术的电影，故事从展现来看显得颇为温吞，而无论是拍摄与剪辑都有些平淡，说得严重一点，像是流水账。但基于电影试图表达的内容，我仍然觉得电影值得一看，值得思考。

女主角金智英是一位家庭主妇，日常生活是照看女儿与打理家务，在结婚之前也拥有着正常人的生活轨迹，上学，毕业，工作，恋爱。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但不知怎么的，金智英女士患上了奇怪的病症，她会莫名其妙的变成其他人，以其他人的口吻说话，比如自己的外婆、自己的妈妈、丈夫死去的朋友……丈夫虽然非常担心她，但还是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她的情绪，在家人面前维护她，并且同意她重新进入职场。

如此看来，金智英应该是幸运的，不必在职场打拼，有可爱的女儿，体贴的丈夫，有维护她的家人，但最值得警惕的就是有人觉得她很幸运。 金智英像一根针一样，牵引着观众的视线，游走于过往回忆与当前现实，游走于家庭、职场以及公共场所，同时展现陈旧的观念与女性的生存状况。 而这些观念和状况包括： 老一辈的家长与亲戚对男孩有明显偏爱；过去的女性总会被剥夺上学读书的机会；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理所应当的需要承担家务；女性工作能力再强也不如把孩子和家庭照顾好；带孩子出门的全职主妇则有可能被视为“妈虫”；被性骚扰了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够小心不够注意；某些男性会偷拍女性并将照片上传分享……

但电影的总体气质是温和平静的，没有强烈的表达态度，可即便如此，电影还是在韩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或者说是反差。 女性给了电影高分，男性则给出了超低分，更有激进者请愿青瓦台，希望禁止本片上映。结合韩国娱乐圈的几起丑闻，由此可以猜想韩国大部分女性的生活状态，拥有名气、财富、地位的女性尚且如此，普通女性可想而知。 电影中实际上对男性已经有所美化。 孔刘所扮演的金智英丈夫，不仅愿意分担家务和照顾孩子，甚至觉得金智英患上怪病是因为和自己结婚的关系，这是足以打动观众的非常深刻的自我反思。 金智英的父亲虽然重男轻女，观念不太正确，但对女儿的爱却是发自内心的，接女儿放学时急促地叫女儿的名字，对她找到工作感到开心，打电话买药，这几个镜头都是极具温情的时刻。金智英的弟弟生长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下，倒也没有变得令人厌恶，知道姐姐患病后，带上了礼物和零食去探望。 私以为电影是给出了暗示的，亲密关系和亲情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女性的地位和生活状态，但严苛一点来说，这可算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现实中的情况往往要比电影来的复杂得多，这也是很多人会觉得金智英幸运的原因，因为她的身边几乎不会有特别蛮横不讲理的男性，几位男性并不排斥更加关注女性。 电影明示的部分是，两个喝咖啡片段的对比。第一个，金智英在公园喝咖啡带孩子，被不远处的男性非议；第二个，在购买咖啡时被无礼的男性指为“妈虫”。第一次金智英默默走开，第二次金智英上前据理力争。

两个桥段的对比，终于让人觉得看到了一些戏剧性和态度，想要获得一些进步，总归是要靠自身去争取一下，不能指望别人有所觉悟。 这样的态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目前社会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2019年12月1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女记者伊藤诗织遭遇性侵一案作出裁决，伊藤诗织胜诉，被告人“安倍御用记者”山口敬之需赔偿其330万日元，并且，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誉权的反诉也遭到驳回。

这本该是一场快慰人心的胜利，但这个结果却让受害人伊藤诗织足足等待了4年之久，而日本法律体系本身便存在着对性犯罪的严重忽视，在过去，日本强奸案的最低判刑仅仅是3年。伊藤诗织以自己的经历写作并出版了《黑箱》一书，成为日本乃至亚洲为女性所受到的恶劣待遇而抗争的标志性人物。 反抗永远来自于压迫，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不管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还是倡导女权主义，都不是为了制造男女之间的对立。真正的女权主义，不仅对解放女性有所帮助，同时也有益于男性。 基于漫长的历史，女性真正的敌人是陈旧的错误的观念，甚至我认为，无论男女，只要你活在新时代，只要你认为自己的新时代的人，想要更多的自由以及美好，你就应该视陈旧的错误的观念为敌。 电影中的金智英觉得自己被困于囚笼之中，真正捆绑着她的并非是房子、家庭或者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长期捆绑于女性之上的腐朽观念。而精神病则是一种类似于科幻手法的消解手段，变成另外一个人，对女性予以安慰。

某些观念一旦在人们的心中既定成型便很难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有可能根深蒂固，事实上，所有的人，你我他，都有可能成为错误、陈旧、腐朽观念的囚徒。 -END-

原著是女性，导演是女性，主角是女性，视角是女性，必然是女性主义电影。而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种电影分类为“男性主义”电影。男性是这个世界的基调。这个电影并未试图控诉或推翻基调，而是在讲“出路”。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不断闪现出生活中遇到的女性的形象，这部电影具有丰富的女性角色，让我第一次可以将现实中的平凡女性投射进来。这些形象不是喜剧片里古板的女班主任、花痴的大龄未婚女，或者爱情片里欲求不满外强中干的女强人，或者恐怖片里控制欲爆棚的母亲，而是如此鲜活就在身边的女性——是在家庭和职场之间摇摆又不甘心的朋友，是工作后自己还完助学贷款，贴补家里盖房子的女同学，是遭遇过家庭暴力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女同事。这是很少见的观影体验，可见是人人心中皆有，却人人笔下皆无。

这部电影点出剥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现实。当我女同学全天在家里照顾孩子的时候，她的丈夫在离家两小时车程外的地方排队进地铁站。当我的女性同辈小产，她的丈夫请假照顾她后，就被“流放”到不重要的岗位。这不是简单的妻子对抗丈夫婆婆或者原生家庭的故事，这是每个社会螺丝钉在面对制度性剥削，该如何抢夺自己个人生活尊严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上司并不一定更认同用女性下属，“性别同袍情义”更多的是职场利益驱动，当劳动者只剩下剥削属性的时候，性别只是剥削的一项指标——在现有劳工制度下从谁身上能更轻松稳定地获利。制度可以异化人，人是制度的产物，而个人意识的可贵之处在于对制度的反思。当国人看这部韩国电影感慨韩国女性处境艰难而升起本国骄傲的时候，其实是对另一套权威话语的顺从，在文化的差异下面个体和制度的对抗是永恒的。不妨自谦地去比较，在韩国的制度下，有这样的电影出现，即便它遭受很多的压力，而华语电影中这类讨论几乎失声的。

金智英之所以震撼也在于她不是一个惯常的恐怖片女主角。她有努力的丈夫，有认可她能力的上司，有鼓励工作的前同事兼朋友，有以身作则的姐姐和关爱与支持的母亲。但即便如此，仅仅育儿一项就足以将她的处境推向孤岛。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以上条件都不具备的女性，其处境可想而知。假如金智英将生活的不满发泄到丈夫和女儿身上，生育和为家庭的操劳成为了情感勒索的筹码，这就是一个“曹七巧”的恐怖片了。

相比金智英，丈夫反而显得更加“孤立”，无法向自己的母亲敞开心扉（婆婆这个形象相对刻板），要面对工作的压力，没有朋友，对周遭男同事的价值观不赞成，育儿假期的困境，他既是社会制度的得益者，也是被剥削者，连带着献祭妻子的劳动，但如果他不“乖”，他也会面临现实的困境。虽然他在生孩子这件事上顺应的“压力”，但在拯救妻子于病痛之中又显出担当的勇气和不妥协的坚韧，这就是在处境中的平凡人的反抗。电影中不少角色都是“出路”的良好示例，至少你可以是在咖啡店里给金智英递上纸巾的人。最感人的莫过于公交车上的智慧与勇气并重的阿姨——谁要做神奇女侠？我要做公交车上的阿姨！

电影中有两场戏我非常喜欢。一是当父亲生气说“你就等着嫁人吧”母亲发脾气反驳，噎到父亲，全家人大笑喷饭，接着智英接到录取电话，举家为之骄傲。真是让人热泪盈眶的家庭氛围，是在父权的阴影下，但你得承认这里面有爱，每个角色都蕴含着对女主角的情感。电影不不负责下价值判断或建立斗争阵营，它的美在于包含丰富的层次。第二场是母亲目睹女儿发病，女儿是以母亲的母亲身份在说话，既是发病情节的推进，兼有对照顾者身份的母亲的体恤——我的长辈中也有这样的女性——又是女性命运的互相映照。而金智英在咖啡馆中的反驳，是这部电影最“旗帜鲜明”的地方，是个“必要”的时刻——在室内打翻饮料，多半会有店员帮手——所以远不及上面两场戏层次丰富。

剥削的另一个特点是带有阶级性，某些事业生活两开花的“成功女性”背后其实有的原生阶级优势，普通女性无法参照。人是带有社会性的，孤独的恐惧来源于对自己的处境的绝望。在社会群体中人会本能地互相参照，女性间互相比较，带有制度压迫的原因-——利益边界界定好了之后的内部困斗。但是这种比较，也可以是的参照（出路）。11岁的山口百惠看到电视节目选拔歌手有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生参赛，于是心想“或许我也可以试一下”。女性楷模的确更能激励女性。是参照“楷模”，还是妒忌同列，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当然，如果一个社会“成功”的样板本来就很刻板，那么“成功女性”的样板不过是在本来的刻板形象上再添上“家庭幸福”，那就还是枷锁了。对很多人来说，认识到自己的真正欲望就是了不起的成功了呢。

眼下，“金智英”的名字正冲刷着每一个韩国论坛。

2019年的秋天，韩国对于女性困境的讨论陷入了又一轮狂热。这股风潮的源头，是一本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映—— 《82年生的金智英》。

继电影《熔炉》后，孔刘和郑有美再度携手出演。

《82年生的金智英》的出版，被评为2017年韩国社会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推出仅两个月，它刷新了韩国年度电子书的最高售出记录，创造了实体书百万销量的奇迹。

超高销量带来的，还有大范围的争论。

有媒体形容：仅仅一本书，就把韩国年轻人撕裂了。

男女读者的评价罕见地呈极度两分化。

郑有美因为出演同名电影，遭到大量恶评。

知名女团成员Irene，因透露自己在阅读《82年生的金智英》而被部分粉丝迁怒。

极端粉丝上传焚烧Irene照片的视频，甚至将剪碎的照片寄给本人。

然而，这本处于漩涡中心的小说，情节本身却不猎奇，甚至有些平淡。

它将普通女性无孔不入的绝望，缝合成逼真的生活图像。

透过金智英的人生，读者看到自己曾经的痛苦，现在的烦恼，以及可想而知的未来。

“只要是生活在大韩民国的女性，总能在书里找到自己。”

像我这样平凡地长大

金智英，是韩国八十年代最常见的女性名字。

小说的主人公金智英，出生于1982年的首尔市。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家庭主妇，有一个大两岁的姐姐，和一个小五岁的弟弟。

从任何维度上看，都是一副平淡而顺理成章的模样。

不过在平静的湖面之下，普普通通的金智英，正经历着许多令她窒息的性别困境。

图/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和智英一家同住的，还有奶奶高顺芬，她对家里唯一的男孙无比宝贝。

饭桌上，智英总是要等弟弟吃饱才能动筷，偶尔偷吃弟弟的奶粉，就会被奶奶狠狠地朝背部拍下去，痛得她眼泪汪汪。

在饭菜按性别分配的时代，女孩总是巴巴地看着肉被首先送到奶奶的“金孙”碗里。

这些重男轻女的观念，自奶奶年轻时就深深地烙在她的脑海里。

奶奶独自拉扯大了四个儿子，却对懒惰的丈夫毫无怨言。在她看来，只要丈夫不偷腥、不打人，就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这样劳碌的一生，自然让她对只生了一个男孙的儿媳不满。

“要生个儿子啊，一定要有个儿子才行。”

因此，当二女儿智英出生时，母亲忍不住抱着襁褓中的她哭泣。

韩国的堕胎罪将在2021年被废除，此前的68年，女性的子宫从不属于自己。

智英的母亲，也非生来就是母亲。

母亲名叫吴美淑。虽然成绩很好，但美淑自十五岁起便辍学，独自北上首尔打工，把没日没夜工作赚到的薪水用作哥哥弟弟的学费。

在城市化启蒙的年代，农村人口如潮水般涌进大都市，家里的男丁被赋予了抢占先机的使命。

“只有儿子出人头地，全家才有希望。”

直到三个兄弟在美淑的帮助下陆续从大学毕业，家人对前途光明的儿子满口称赞，无人提及女儿的牺牲。

美淑这才意识到，原来在以家人为名的范围内，机会和赞美永远轮不到她。

于是她选择了婚姻，收起自己的名字，成为一名默默付出的母亲。

虽然这一切都不是母亲的选择，却得由母亲全权负责。

就像80年代任何一位平凡的女性，智英就这样不被期待地长大，习惯牺牲，习惯失望。

小学男同桌总是欺负智英，用手臂撞她，拿她东西，让她在课堂上出糗。

智英哭着为自己抗争，只换来老师的一句敷衍：”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男孩子都会欺负喜欢的女生。”

为了不变成过于敏感的麻烦精，她选择了调离位置后息事宁人。

同样地，几年过后，在前往中学补习班的路上，智英被陌生人尾随，还遭到了父亲斥责 —— ”为什么裙子那么短？“

那一刻，她依然没有为自己辩护。

她一直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危险要自己懂得避开，否则问题出在不懂得避开的人身上。

图/纪录片《金智英们的世界》

乃至进入大学，智英总是因为女生身份而在社团活动中被剥夺话事权。

她仍不自觉默认，女生当社长太辛苦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为男生加油就好。

虽然有点委屈，但当她看着周围的人，一切变得理所当然 ——

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为什么女性不需要努力工作”

如果说，金智英成长时期的伤痛，早已随着时代变迁而消退，那么她步入职场后的遭遇，则是书中共鸣最强烈的部分。

据出版社统计，78%的购书人群，是出生于1989-1999年间的女性。

这个年龄段的韩国女性，正处于一个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

职场、结婚、生育，以及三者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正如一位读者留言：“想到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女性，既欣慰又痛苦。”

不仅在韩国，海外出道的金智英更被称为东亚三国的指定读本。

小说中，金智英的姐姐希望成为电视制作人，却被家人劝说去读师范学校。

为此，姐姐和母亲争论：“这确实是一份能兼顾小孩的工作，那应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工作才对，为什么只有对女生来说是好工作？”

图/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现实中，25岁的允京（音译）是一名韩民族日报的记者。对于就业，她曾和长辈们进行了车轮战式辩论。

“记者跑来跑去不稳定，你要怎么过家庭生活？”

“教师不好吗？教书才是女孩子的最优选择，你以后会后悔的！”

与书中的情节如出一辙。

”很少有人问男记者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而我却需要去说服人们。”

虽然面孔各异、经验有别，但允京总是在金智英身上看到相似的自己。图/韩民族日报

1990年出生的秀珍（化名）经历着同样的困惑。

毕业于金融专业的她，目睹了许多女同学在就业压力下，非本意地选择了秘书、教师等偏好女性的职业。

“这就像一个专为女性而设的‘陷阱’。父母会劝说女儿没必要冲锋陷阵，你也渐渐被安稳的生活诱惑。但安稳往往意味着较少的收入。”

韩国公司入职照里的男性总是压倒性地多。据统计，韩国25-34岁女性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受教育程度最高，就业水平却排在第30位。

小说中，智英作为未婚未育的女员工，默认被放逐在项目组之外，干些可有可无的杂活。

唯一被重视的时刻，就是在酒席上应付难缠的甲方。

智英作为最年轻的女员工，理所当然地成为上司的人工咖啡机。图/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同样地，秀珍顺利入职后，被办公室里的气氛压得喘不过气来。

最令她厌恶的，莫过于上司要求她在推广活动中带头跳广播体操。仅仅是因为“在男多女少的公司活动里，大家都想看美女领操”。

这位让她领操的上司，却总是在派遣重要任务时有意无意地绕过秀珍。

办公室里横亘着一层玻璃天花板，她看得见却触不到。

调查显示，韩国的玻璃天花板指数处于经合组织成员国里的最高位。

智英感觉自己仿佛站在迷宫的中央，一直以来都脚踏实地地找寻出口。今天却有人突然告诉她，其实打从一开始，这个迷宫就没有设置出口。

在入职的第三年，公司里唯一一位女课长的辞职，让秀珍彻底灰了心。

女课长在课长的位置上呆了整整十年。

高层认为她会随时结婚生子，从不指派重要任务；部下害怕项目突然中断，不愿成为她的组员。

为了证明自己，课长甚至把私人时间都用在工作上，结婚育儿计划通通延后，却始终还不回一个晋升的机会。

最终，心灰意冷的她还是告别了职场，回归家庭。

经合组织调查发现，韩国目前只有约10%的管理职位由女性担任。

在长辈的催生压力下，面对一脸轻松的丈夫，智英忍不住质问：

“我现在很可能会因为生了孩子而失去青春、健康、工作，社会人脉，还有人生规划、未来梦想等种种，所以才会一直只看见自己失去的东西。”

“但是你呢？你会失去什么？”

智英因为长期带小孩患上了手腕关节劳损，却抽不出时间看医生。图/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在韩国高强高压的职场氛围里，怀孕对女员工而言，通常意味着离职。

在首尔，每月雇佣保姆的费用，抵得上工薪族一个月的收入。

与此同时，在首都圈人口占50%的韩国，让待在地方老家的父母千里迢迢上京育儿，也非社会的传统选择。

既然夫妇同时在职育儿的设想难以实现，那么必须有一方作出牺牲。

那个被默认需要辞职的人，通常是收入较低的妻子。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显示，韩国男性与女性的薪酬差距在149个国家中是最大的。图/金智英们的世界

孩子出生后，智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每天被繁重的家务缠身，身心承受着巨大压力。

她也曾想过重返社会，却发现在加班文化突出的韩国职场里，愿意雇佣自己的，只剩下允许弹性上班的雪糕店。

智英十几年累积的名校履历和职场经验，通通化为虚无。图/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现实中，1987年出生的志英（音译）经历了两年的全职育儿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面试时他们会问，你在工作的时候，如果孩子有突发状况怎么办？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生育后的女性总是被默认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家庭。图/金智英们的世界

在韩国，这样的现象被称为“强力断工/강력단절”，即女性在生育后，突然陷入职场和社交双失的困境。

数据显示，约有45%的韩国女性在生育后经历“强力断工困境”，平均持续时长达8.4年。

等到孩子长大后，这些女性也会因为过长的空白期等原因，无法以正职身份回到原来的职场。

目前，韩国每10位复职妈妈中，有6位正做着派遣性质的非正式工作。

她们是一群在社会生活中失去名字的人，大部分时间都只能作为XX（孩子名字）妈妈存在。

无论怎样努力，韩国女性的命运似乎都殊途同归。

“明明不是因为工作能力差或者不脚踏实地而搞丢饭碗，却依旧失去了工作。”

之前的人生履历通通都被封印，从此只剩下母亲这一个身份，成为社会里的透明人。

金智英在这样的环境里窒息。

在书的结尾，她从产后抑郁滑向严重的精神分裂，开始以其他人的口吻讲话。

不到40岁的智英，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声音。

让问题浮出水面

故事就这样戛然而止，停留在主人公接受精神治疗的场景。金智英的人生是虚构的，同时也真实得让人毛骨悚然。

这样真实的细节，源于作者赵南柱自身的经历。

作家赵南柱。图/赵南柱的朗读TV

赵南柱出生于1978年，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曾担任电视节目编辑，生下女儿后离开了职场。

操持家务之余，她突然发现，一个人数如此庞大的群体，竟没有一本书正正经经写过她们的故事。

于是，她把作为“金智英”的无力感一点一滴收集起来，在育儿的空闲开始写作。

出乎所有人意料，金智英的人生在东亚文化圈引起巨大反响。

小说出版前，赵南柱甚至认为，没有人会购买这样一个平凡女性的故事。

与此同时，有关小说的争议也一直存在。

出生于1985年的金振焕（音译）以亲身经历为例，不断强调小说模糊了现实和虚拟的界线。

他抨击作者为了突出矛盾，将所有社会不公集中在一个女性角色身上，这在现实生活里很难发生。

书中所有男性角色都以负面形象登场，女性角色则皆有可怜之处。

这无疑将男性强行架上加害者的位置，加深了原有的性别对立，使得理性的讨论完全无法进行。

图/国际新闻

还有网民模仿《82年生的金智英》的形式，写出了《90年生的金志勋》。

书中讲述了一个1990年出生的韩国男性的悲惨史：

聚餐时被要求为女性挡酒、吃饭时提出AA制会被视为小气、结婚时要负担婚礼和婚房费用、绕不开的兵役制度、对“男子气概”的过分要求……

不只是女性，男性同样也在承受无形的压迫。

受金志勋的鼓舞，网友们纷纷通过自己的故事展现男性之苦，兼有无从协助之难。图/88年生的金志勋

无可否认的是，《82年生的金智英》的出版，让那些被视作理所当然的潜规则浮出水面。

实际上，在小说出版之前，韩国社会早已积聚了一股巨大的暗涌。

2018年，韩国生育率跌至0.98，这意味着育龄妇女人均生育少于1个孩子。

许多女性已经不愿为生育让渡个人自由，转而探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她们不生育、不结婚，甚至连恋爱都懒得谈。

若生育率继续维持低水平，韩国社会将在5年后进入人口减少期。尽管政府投入了超100万亿韩元来鼓励生育，但收效甚微。

一个普通的故事，折射了社会的痛点。

金智英很平凡，平凡到生活中处处都是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值得被写成一本小说。

她甚至还有些幸运 —— 她拥有不错的学历，好看的外表，温柔的丈夫和乖巧的女儿。

即便如此，她依然会感到焦躁与不安，默默滑向失语的绝境。

一些细微之处的疼痛，金智英的存在让许多人不能再假装看不到问题。

这或许是《82年生的金智英》的最大意义——

让那些旷日持久的压抑，发出声音，不再被湮没。

她邀请读者不分性别地体验“一位普通女性的人生”，由此创造了相互沟通的契机。

这不是她的问题，也不是他的问题，但我们要共同寻找出路。

正如书中所写——

由衷期盼世上每一个女儿，都可以怀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

图/纪录片《金智英们的世界》

参考资料 -----------------------------

[1]《82년생 김지영 씨는 왜 문제적 소설이 되었나?》，이시한

[2]《82년생 김지영 - 세상 절반의 이야기》，SBS스페셜

[3]《페미니즘 입문서? '82년생 김지영'을 어떻게 생각하시나요?》，국제신문

[4]《2018년 한국 신생아 출생 통계》，한국통계청

[5]《업무와 가정 시사 조사결과》，고용노동부

[6]《보건복지포럼》，보건복지사회연구원

[7]《<82년생 김지영>이후》，여성조선

[8]《엄마말고 맘충》，여성신문

[9]《没有母亲的容身之地——韩国奋力提高生育率》，法新社

[10]《韩国女性就业歧视：受教育水平高就业率低》，CNN

[11]《职场遭遇歧视与不公，韩国女性开启创业大潮》，36氪

[12]《女权主义才是歧视？韩国年轻男性直呼不公平》，周末画报

[13]《性别非资格赛，比谁惨没有意义》，性别力量

[14]《厌女文化引爆南韩两性大战》，天下杂志

[15]《韩国“世界级大奖”：生育率低于1》，世界华人周刊

撰文黄慧诗| 编辑 小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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