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

从齐泽克的意义上讲，波兰斯基就是遭遇过“实在界的入侵”的人——无论是曼森家族杀人案还是其后的性侵事件——其坎坷起伏的人生轨迹正如一次次“创伤性回归”，破坏颠覆又浸入支撑着他的象征秩序与符号宇宙。

这是一部发生在室内空间的高密度电影。所谓密度之高，就在于在这仅八十多分钟的时间里，电影内容充满了各种极具矛盾与张力符号性象征（且是以影片中的四位主要人物为象征载体的），同时在情节推进过程中，各个象征的势力阵营归属又几度发生转换甚至“洗牌”。最终呈现出了极具辩证性的局面：一方面是错综复杂的符号网络；另一方面，其错综复杂就意味着其脆弱不堪。

首先从符号性象征来讲，在《杀戮》所呈现的西方中产阶级的背景之下，波兰斯基对四种符号性象征逐步予以展开并进行解构：

首先，作为精英阶层代表的律师，实则是一刻也离不开手机的现代资本奴隶，在逐利的流动表层深处——也就是在价值层面上——却陷入了深深的虚无主义，毫无崇高与庄重可言；

然后，律师的妻子，那位兼顾着事业与家庭的成熟女性，其表面四处周旋且对妥善解决问题满是诚意，然而其内心深处却从来没有正视过问题并尝试诚恳地认识对错，一而往之的只是虚伪的和谐面具，面具之下便是再也抑制掩盖不住的最不体面的肉体与精神龌龊；

再者，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关心达尔富尔大屠杀的女作家，却惯常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以西方惯有的普遍主义思想道德性地、怀有优越感地去强迫他者，接受自己的“伪崇高”原则。讽刺的是，如此关心遥远地方的人，却做不到对身边的人予以宽容，更做不到以此来约束自己；

最后，女作家的老公，那个老是一幅乐呵呵模样的男商人，则代表了小市民们享乐主义的普遍姿态。在自得其乐的同时又时刻不忘自己狭隘可怜的自尊心，其捍卫方式也是某种粗暴的抗拒与低陋的“幽默稀释”。

至于在这一斗争进程中，各个符号性象征进行了数次势力阵营的变换，乃至几度洗牌：从最开始的家庭符号秩序，演进到观念符号秩序，后变为性别符号秩序，最后完全破解掉。我们目睹了象征势力不断离合、符号秩序不断重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便是：整个符号秩序倒塌了，象征界最后在那座房间中不复存在。余下的全是实在界的“原质”，即“一小块的实在界”——两个男孩的打斗。后续一切皆触发于这一原质之上。

这一切当然非常极具讽刺意义。“杀戮”乃是一种彻底的破坏符号秩序、创伤象征宇宙中的符号性个体的实在界方式。同时，“杀戮”也是波兰斯基对现代人类文明的道貌岸然的一次活生生的剥开。

最后，波兰斯基把希望投给了电影结尾：在公园里重归于好的两个小男孩，便是对成人世界的家长视角与社会符号予以最无情的嘲讽。而对小男孩的拍摄始终使用远景，对成年父母的拍摄始终是中景，也通过这样的对比距离暗示并提醒着每一个观众：我们正在靠近哪一边。（靠近被嘲讽的象征，远离作为原质的实在。）

在这出准独幕剧中，波兰斯基回归了一种原始的戏剧形式：

试想把两个/对价值观迥异的人（们）一起关进一屋，会有什么好戏可看？

作为故事发生的封闭空间的出口，通向电梯的走廊的场景起到了情节分段的作用。

主要人物在这里两进两出，观众的弦刚松下又绷紧。每次双方都是走到了电梯口，又生出新的矛盾，把矛盾推向新高。

表面上看，每次都是老好人迈克尔为挽回局面而提出喝点咖啡小酒，而艾伦又没心没肺地接受好意，才使得故事继续，而实际上是双方的中产阶级理性才让价值观的战争得以维持。

在这部遵从了三一律，极具话剧感的电影中观众一点也没觉得枯燥乏味，只是短短的一个下午，两男两女，两个家庭，一下子点出了种种问题，往深了说，政治、人性、西方的价值观，现代文明的认知水平；往潜了说，男人、女人、家庭、中年危机、婚姻矛盾。对话中这些问题一一涉猎并且点到为止。不得不说波兰斯基真是一个天才，就是在这话唠十足的话剧味电影中他仍然没有丢失幽默和笑点，对话的几个阶段，阶段中的小高潮，整个对话的大高潮都起伏有致，每个阶段的起承转合都拿捏的火候适中，永远保持观众的新鲜点。 　　在四个人的激烈争执中，最主要凸显或者最能引起观众思考的，应该是西方人在对于文明和粗野这两个认知观念的怀疑和辩驳。同时也是美国人价值观的碰撞，是杀戮还是和平，是英雄主义还是沉默主义。 　　孩子本是这场争辩的导火索，孩子是传承未来的种子，而成人世界的价值取向在一个下午的争辩中已经初见端倪，文明是否是现实世界的一块遮羞布？混沌和迷茫是个各抒己见的西方人该思考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了思考这些的条件和时间，饱暖之后思的并不只止于淫欲。中产阶级代表的是主流的话语权和价值观，四个成年人的对话向我们展开的就是美国中场阶级中对于这类问题的几种态度。 　　理想主义的道德高度和现实主义的道德观永远是无法调和的。而施暴者和受害者是永远不可能站在同一个平面上和谈的。所谓的道德和文明可能只是现实暴力上虚掩的一张面具，而这块面具又是极易脱落的。就如C先生说的，每个人的心中都一个杀戮之神。杀戮是人的本性，而文明则成为了一种虚伪。事实上，人人都希望成为一个施暴者，道德的高度永远只是在一个利益集团的相对范围内。就如剧中被伤害的孩子家长在将自己摆到一个道德高度，认为自己是文明的象征者，因此，他们才会摆出郁金香，摆出馅饼伪造一个和平文明的和谈局面。但是事实上呢？他们永远有分歧，他们依旧存在着不满和怨气，他们更希望的其实并不是和谈，而是像最后penny做的那样把nancy的包扔掉，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心中的不满。反过来，carren一家也并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愧疚之情，或许开始是有的，但是内心的深处依旧没有感到自己有什么问题，只是迫于“文明”的枷锁不得不道歉和谈。而当这个四个人永远谈不拢的时候每个阶段的态度都开始暴露出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酒精更是让心中的“杀戮之神”开始苏醒。 　　nancy的温文尔雅，penny礼貌的极力克制都土崩瓦解，这两个女人的戏里，在对冲突的问题上她们字字玑珠，在对于男人和家庭的问题上她们一拍即合；反过来两位先生也是如此，在孩子的问题上他们剑拔弩张，在女人和家庭的问题上他们显露出无所谓，更希望谈谈威士忌或者抽根雪茄。这反应的就是男人和女人在家庭问题中的态度以及男人和女人互相的看法。 　　其中四个人对于社会的认知反映出美国人对政治的看法和几种存在的主流价值取向。penny的理想主义道德观，penny丈夫的古典主义价值观，nancy的女性主义思维方式以及她丈夫的现世主义价值取向都充分的得到彰显。在这一下午的几个小时中，在一个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中产阶级家中一切关于文明的假象都被渐渐扯下，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的样子呢？

在这个春天的早晨，我似乎选择了一部不太合乎时宜的电影来看，它的名字叫《杀戮》，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春天早晨的明媚阳光里，我不出去散步，而是选择坐在电脑前面，看四个中年男女为了鸡毛蒜皮喋喋不休，但我就是选择了这么做，观察自己或别人，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行为和选择，有太多时候无法解释，我们就是想这么做，正如这部电影的人一样。

这部电影，符合我最喜欢的那种电影的特征，演技扎实的戏骨，火花四溅的碰撞，衔接流畅的对话，狭小的场景把演员困在其中，所有情节全部都要依靠剧本功力，整场电影如同观看一场精彩的网球混合双打，有太多可以回味和分析的细节，它不像一些制作华丽的大片，它调动的不是观众的视觉刺激，而是让你的大脑也真正参与进来，如同引擎被轰然启动，开始跟随噼里啪啦的对话高速运转起来。类似这样的电影，还有《日落号列车》《与女人们的对话》等等……

剧情其实非常简单，就用AB来代替这两对夫妻好了。A夫妻的11岁的儿子用一根木棍打了B夫妻的儿子，导致B夫妻的儿子嘴唇受伤，掉了两颗门牙，于是A夫妻亲自上门道歉，试图协商一个解决方案。

既然决定要孩子，打算开始要为一个生命的成长负责，这种鸡零狗碎的事，对所有父母来说就在所难免。显然谁都不想处理这些破事，但我们的一生常常就是被无数的破事牵着走，好像一头被蒙上了眼睛不停转圈的瞎驴，我们有时也巴不得像个孩子一样，抄起木棍痛痛快快的把生活揍一顿，然后一走了之，让别人来收拾烂摊子。但我们不能这样，因为我们长大了，我们会不停告诉自己，我们是成年人，是文明人，所以我们有责任，必须一件一件处理好这些生活塞给我们的无穷无尽的麻烦事，哪怕珍贵的生命就在这些不情愿中一点点的流失。

所以，A夫妻硬着头皮来给儿子登门道歉了，他们谦逊而充满诚意，把自己的儿子骂的狗血淋头，说他是个疯子，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并且提出要给B夫妻的儿子找最好的牙医，本来协商到这里应该可以完美结束了。

但有时，就是某个细节出错了，甚至不能说是出错，只能算得上是有点不对劲。在这件事里，那个细节就是A先生在协商过程中接了几个电话，因为他是个律师，而他最重要的客户是一家制药公司，在这个早晨爆发了公关危机，他本来应该去处理这件事，却被妻子硬拉来为儿子道歉。

于是，一些情绪开始酝酿起来，B太太开始认为A先生并不尊重这个事件，认为他们需要更有诚意的道歉，于是四人又再次回到室内，寒暄，协商，但情况并没有变的好转，而是越来越失控，最后已经和孩子无关，而是开始互相控诉，控诉婚姻，控诉社会，文明的外衣就这样被一件件剥掉，人们最终都说出了心里真正的想法，互相指责对方是骗子，懦夫，神经病。

这部电影名为《carnage》，意为屠杀，这名字似乎太过严重，毕竟电影里并没有人真正死掉。但太平盛世，我们所能经历的兵荒马乱也大多就是如此了，观念的交锋，道德的歉疚，价值观的互相屠戮，对彼此生活方式的贬低，试图在相处中争夺道德高地和更大的话语权，战争从来没有消失过，它只是变的看不到硝烟，却未必不带来伤害。耶稣曾经说，你若恨一个人，就是杀人，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四人之间所经历的这种互相捅刀子的过程，也无异于一场杀戮，而且不像真正的杀戮那样一刀毙命，就此结束，它会一直发生，每天重复的发生，发生在校园里，发生在婚姻里，发生在每一次的交谈里，那被杀戮的也许是一些无形而珍贵的东西，我们甚至都未曾意识到它是如何在我们心中死去的。

其实我很同情B太太，她看起来是这四个人里面心理素质最差的一个，最先稳不住阵脚的就是她，最先开始哭泣和崩溃的也是她，当她的丈夫告诉别人，她是个作家，她接过话来，努力表现得像个专业的作家。但很快，她一转脸就愠怒的责备丈夫，不应该告诉别人她是作家。她的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她写过一本关于非洲大屠杀的作品，这表现出她有强烈的道德感和世界公民意识，但同时这本书大概并不成功或评价不高，所以她现在只在书店里卖书的小职员。

她坚持的很辛苦，她试图活的鹤立鸡群，她收藏和保存着绝版画册来表现自己的品味，并把它们放在茶几上最显眼的地方，她有着顽固而脆弱的自尊心。她反对草草和解，反复强调A夫妻的孩子必须真正认错，否则这事没完，她强调她并不关心利益本身，而是在坚持纯粹的公正和普世价值，是在维护社会正义与和平。

朱迪福斯特在这个人物身上确实是用了心的，几乎贡献了她演技的巅峰水准，她并没有整容，但一开始我几乎没有认出她来，她为了演这样的一个女人，几乎连气质都改变了。那紧张的笑容，那强烈压抑着不满，却又想表现出放松状态的矛盾的肢体语言，让这个女人显得很纠结。

她身上有一种倔强的东西，她的理想主义气质，她固执的想要教训别人，她对何为公正几乎是洁癖般的坚持，她对文艺作品的推崇和珍惜，她的得理不饶人，在交锋逐渐深入的过程中，几乎达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

有一些小细节其实值得玩味，比如A太太呕吐在画册中，我个人觉得那其实是一个隐喻，隐喻着A太太对画册，或对B太太所代表的那一套文化价值的贬低甚至羞辱，虽然A太太一直试图表现的很尊重人，但她其实只是为了解决问题，并非真看的起B夫妻。她的呕吐当然不是有意为之，只能说是导演的黑色幽默，这背后想要表现得，大概是每一个被称为“文艺青年”的人都曾体验过的羞辱。B太太固执的想要扮演人民教师，却终于把自己变成了人民公敌，最后连自己的丈夫都站在了对方一边，和他们把酒言欢，躺在沙发上抽着雪茄讥讽自己的妻子。她不可能不生气，但越生气越显得自己像个玻璃心，显得自己像个笑话，AB先生开始联手嘲笑她所信仰的那些高大上的价值观，他们其实意识不到自己的残酷。是的，其实很残酷，对这样一个敏感的女人来说，这是一种赤裸裸的霸凌。

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A太太其实早在评论培根的画作时就说的很准确了：“残酷，华丽，混乱，平衡”，这部电影也正是如此，人们彼此伤害，也在彼此寻求和解，试图平衡各种利益和价值，却把世界搞的残酷而混乱，这样的剧情，只要还有人类活着，大概就会永远继续上演下去。

在经历了A先生和B先生的轮番嘲笑批判，到最后，貌似温和明理的A太太似乎也得了某种鼓励，她借着酒劲，抓起那把郁金香砸的稀烂，也同样可以看做是对这一价值的彻底否定。

不记得是谁的著作中曾谈到过，在每一个家庭中，或每一场争端中，最后一定会有一个人成为“被归罪者”，他会成为众矢之的，大家愿意把所有责任和罪过都推给他，把对生活的不满推给他，而B太太最后就沦为了这一角色。本来只是协商孩子打架的事，到最后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价值观的高下之争，最后三个人几乎站在了同一边，来攻击B太太的不合时宜与理想主义，攻击她的挑剔和认真，她成为了那个“被归罪者”。

也许，甚至在观影时，你都会被影响，在心里开始归罪给B太太，觉得她真是一个事儿妈。但你是否也曾有过同样的感受？每当我们试图谈论优美，谈论文化，谈论和平，谈论一些高贵的价值时，就经常不知为何会引来莫名其妙的敌意，说你装逼啦，说你虚伪啦，说你不合时宜，说你只会空谈其实是个弱者，又或是说你书生造反三年不成，而这些指责和嘲笑，你甚至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辩护。它们来自实用主义者，来自权力的拥护者，甚至来自什么都无所谓的简单粗暴者，那一刻他们似乎都有了开始向你扔石头的权力，最后，可能连你自己都开始为这一切感到羞愧，你会哭泣，会觉得孤独，最后你也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甚至慢慢走入他们的一边。

林奕含曾说：“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我对这句话的理解，从来不只局限在性侵之上，我理解，她说的是权力，性有时也只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权力和霸凌是会以各种方式反复出现的。当你生活在某种畸形的文化里，被这种文化压迫着，伤害着，还要被这种文化无声嘲笑着，正如林奕含，她明明是受害者却也承受着某种微妙的污名化，比如荡妇羞辱又或是矫情等等，这些话也许并不总是被直接说出来，但它们一直存在，它们一直在屠杀。

所以我想，真正的和平并不只是收起刀枪吧，而是努力去呼唤一种真正善良的文化，它让我们学会控制内心的权利欲，看清自己也从来不完美，它将带来一种退后，一种谦卑的自省，不要轻易拿起你手中的石头去砸人，因为那石头从高天落下，最终可能砸到的就是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