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兰先生

剧情简介
    1942年，德国法西斯正在疯狂实施消灭犹太人计划，已经成为德国法西斯合作者的法国贝当政府也在配合德军大肆排除犹太人。受到怀疑者被迫到医院接受检查，以便确认是不是犹太人。在一家医院里诊断室里，一位中年妇女在接受医生的检查。从头发到脚后跟，从前额到臀部，她被全面地检查一遍。医生告诉她，检查结果将由警察局直接寄给她。一条权充候诊室的走廊里，挤满了前来接受检查的人，走廊的一面墙上挂着法国政府元首贝当元帅的标准像。在另一条走廊里，这位中年妇女与同样来接受检查的丈夫相遇，两人相互询问对方有没有什么问题，他们都回答没事，女人朝丈夫勉强微笑，却掩饰不住内心的不安。
    清晨，罗贝尔·克莱恩家里。克莱恩年轻漂亮的情妇雅尼娜睡眼惺忪地躺在卧室的床上，克莱恩先生正在客厅接待一位犹太人。克莱恩是古董商，尤其喜欢做油画方面的生意。此刻，那位犹太人想向克莱恩出售一幅17世纪画家的油画，画上是一个荷兰贵族肖像。克莱恩只肯出很低的价钱买这幅画，处境艰难的犹太人由于急于将画脱手，只好答应了这笔交易。克莱恩开门送客的时候，在自家门口的擦鞋垫上发现了一份《犹太人消息报》，起初他以为是客人不小心掉下的，可是客人手里分明拿着一份同样的报纸。报纸是邮递员放在门口的，他以为是邮递员投递错了，可是寄报的地址准确无误，收报人明明是“罗贝尔·克莱恩”。送走客人，克莱恩手里年拿着报纸站在门口发愣，他没有订过这份报纸，跟犹太人组织也没有任何关系。或许，这座城里有两个克莱恩先生，而且都叫罗贝尔·克莱恩？拟或是有人设计陷害他？他无从知晓。但是他知道，如果自己被怀疑是犹太人意味着什么，此刻，他的眼睛里掠过一丝惶恐不安的阴影。
    克莱恩周围的好友都劝他不必过分把此事放在心上，但是克莱恩却执意要查清自己究竟是不是犹太人，以及是否这座城里还有一个叫罗贝尔·克莱恩犹太人。为此，他开始四处奔波。他最先来到《犹太人消息报》社，向主编说明来意之后，主编问他会不会是他的某个朋友替他订了一份报纸，而又不曾让他知道？克莱恩否认了这种可能性，请求主编不要再给他寄报纸，主编告诉他，得等到巴黎警察总局退还订单以后才行，因为所有的订户名单都掌握在警察总局手里，克莱恩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接着，他来到警察总局，当警官告诉他城里确实还有一个同名同姓的罗贝尔·克莱恩时，他的紧张情绪稍稍松弛了一些，他想打听另一位克莱恩的地址，但是遭到拒绝。
    克莱恩越来越发现自己处境危险，感到有必要换个住处，就来到阿贝赛街寻找出租的房屋。事有凑巧，他来到一座标着“房屋出租”字样的小楼里，正赶上两名警察来这里向女房东打听一个叫克莱恩的人的情况。女房东看到克莱恩走过来，尽管不能十分肯定，她指着克莱恩说他就是克莱恩，可是克莱恩对她说：“对不起，我不是您说的那位克莱恩先生”。不过，这事也不能全怪女房东，因为她印象中那位克莱恩先生和这位克莱恩先生长得十分相象。女房东告诉警察，那位克莱恩先生已经从这里搬走，可是有时还有他的信件和报纸寄到这里。克莱恩想，这些信件早晚要寄到自己家里来。
    克莱恩约请一些朋友来自己家里聚会，包括他的好友、律师皮埃尔以及妻子妮克尔。妮克尔既是皮埃尔的妻子，也是克莱恩的情人，当她看到克莱恩跟雅尼娜亲密地跳舞时，不免心生妒意。克莱恩将自己近来遇到的事情告诉了皮埃尔，说肯定是一位叫克莱恩的犹太人在设计陷害自己。
    一天，克莱恩接到一封来自巴黎郊外一座城堡的邀请信，出于好奇，同时也是为了弄清楚另一位克莱恩的身份，他就去赴会了。这是另一位克莱恩的情妇弗罗昂丝发出的邀请，克莱恩在这里看到，弗罗昂丝和她周围的犹太人躲在城堡里靠生活在强颜欢笑的节日气氛中来掩饰他们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同时，他从弗罗昂丝那里得知确实有一位犹太人叫克莱恩，这位犹太人也许是为了报复将自己藏匿起来了。
    克莱恩为了弄清自己是不是犹太人回到老家斯特拉斯堡，父亲告诉他说：“我们家自从路易十四时代起就是地道的法国人，是天主教徒！”可是根据新的法令，为了更加可靠地证明自己不是犹太人，当事人必须出具三代人的出生证明，克莱恩必须找到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父母及自己的出生证，这需要大量时间，因为克莱恩的外公外婆的出生地是在马赛。
    巴黎的一家夜总会剧院里，墙上贴着上演德国反犹影片《犹太人苏士》的海报，舞台上此刻正在演出反犹戏剧。克莱恩和雅尼娜也在观众席中，雅尼娜实在有些看不下去，请求克莱恩跟她一起离开。他们来到一家咖啡餐厅跟皮埃尔会面，皮埃尔建议克莱恩设法追踪那个陷害他的克莱恩，而不能只等待有关机构寄来祖辈们的出生证明。克莱恩却宁可这样等待，而无法容忍别人象兽医一样地来量他的鼻子、耳朵……话虽然这么说，他还是听从了皮埃尔的建议，继续打听另一位克莱恩的下落。他再次来到另一位克莱恩从前的住所寻找线索，在得知另一位克莱恩从前的情人的名字之后，他就到处去寻找，结果是一无所获。
    自从克莱恩接到《犹太人消息报》的那天起，他就被便衣警察跟踪了，他已经失去行动自由。警察局依据法令派人来到他家没收他的家产，家里被弄得乱七八糟。这一切都仅仅是因为他祖母的出生证还没寄到，克莱恩大为恼火。当时，克莱恩的情人雅尼娜，他的律师朋友皮埃尔及妻子妮克尔也在场，他们一边安慰他，一边为他出主意。皮埃尔说，只要舍得出钱，他就可以帮克莱恩弄到一张完美无缺的假证书，也可以弄到出国护照。克莱恩对此虽然兴趣不大，却也同意了皮埃尔的建议。
    不久，皮埃尔在火车站将出国护照和船票交给了克莱恩，护照上他的新姓名是罗贝尔·德·吉尼，当然，皮埃尔为此向克莱恩索要的价码也不低。克莱恩登上了开往尼斯的火车，雅尼娜不知道克莱恩走得这么快，当她来到车站向克莱恩告别时，火车已经开动。在车厢里，克莱恩认识了一个名叫娜达丽的年轻女人，女人说她认识另一个克莱恩，他刚才还在这列火车里。克莱恩打听到地址后，立即在火车停靠的最近一站下了车。
    深夜，克莱恩来到皮埃尔家里，皮埃尔感到意外。克莱恩给另一个克莱恩拨通了电话，相约半个小时以后在另一个克莱恩的住处会面。皮埃尔对克莱恩的做法感到莫名其妙。当克莱恩赶到阿贝赛街32号另一个克莱恩的住处时，只见几名便衣警察正在将一名男子押上小汽车。克莱恩躲在楼对面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这时皮埃尔赶来了，他来到克莱恩背后说：“罗贝尔，必须这样，他是个罪犯……此外，我为你感到不安。”克莱恩猛地扑向皮埃尔，使劲地掐住他的脖子，狠命地把他往墙上撞。
    克莱恩回到家里，在乱七八糟的屋子里毫无目标地走动着。黎明时分，两个便衣警察和一名穿制服的警察来到他房间，其中一人掏出证件给他看，克莱恩对眼前将要发生的一切处之泰然。天渐渐放亮，巴黎街头的小广场上停放着两辆公共汽车，每辆车上都载有三十多个犹太人，其中有些是孩子。克莱恩从小汽车里下来，被警察推上公共汽车。此时，有的商店象往常一样开市了，人们大多行色匆匆，广场附近的市民们冷漠地看着车上的犹太人。克莱恩站在公共汽车内，有人问他是否知道他们将被运往什么地方，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想知道……这一切都跟我无关！”他从衣袋里掏出笔记本，撕下一页，写了几个字和一个号码，然后将纸条扔到车窗外的地上，一名工人将它拣了起来。公共汽车已经发动，准备朝体育场开去。
    体育场被铁丝网围着，入口处有武装警察严密把守。被赶进体育场内的犹太人越来越多，各种嘈杂声、叫喊声混成一片，他们都挤向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的指定处。克莱恩也被赶进里面，突然，他听到一声叫喊，不由得一震。他转过身来，原来是皮埃尔在叫他，皮埃尔手里举着克莱恩的出生证明书。克莱恩想往回走，但此时他已身不由己，被人流涌到一扇大门前，接着，所有人都被赶上运牲畜的闷罐货车。克莱恩身后的犹太人中间站着那位向他出售荷兰贵族肖像的男人，他看着克莱恩，但没看清楚是谁。火车启动，发出一片轰隆隆的响声。一节节挤满人的车厢在画面闪过，分不清楚是谁的脸，只见无数不知姓名的人的头部匆匆闪过。这时，伴随着隆隆驶过的火车声，画外传来影片开始部分克莱恩和那位向他出售油画的犹太人讨价还价的对话……
 
影片赏析
    影片《克莱恩先生》在法国和欧美其他国家上映时得到广泛好评，在1976年举行的第二届法国电影恺撒奖评选中荣获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影片描写的是迫害，是自私，是人类性格的双重性，是法西斯主义，然而，其表现内容之繁杂远不止于此，令分析家们难下断语。影片中各种事件的起因、人物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行为动机等都含糊不清，歧义丛生。影片的故事可以简述如下：1942年03月的一天清晨，一份小小的犹太人报纸放在了克莱恩先生家的门槛上，仅此一纸，已足以左右此人的整个命运。这位在被占领时期尚且过着优裕富足生活、笃信天主教的阿尔萨斯人，从他那高傲的自私开始，经历了疑惑不决、焦虑不安到内心恐慌，在作了一番徒劳的反抗之后终于屈从，也许是他甘愿做出伟大的牺牲。
    导演约瑟夫·洛塞曾多次强调指出：“据我之见，导演艺术也是一种认识方式，与学者和哲学家们所采用的方式没有丝毫区别。首先必须正视现实，然后才能将它再现出来。”因此，对他来说，所有的风格都很适宜：现实主义的和非现实主义的，梦幻的和抽象的，卡夫卡式的氛围和心理分析法，近似于侦探片的情节和潜在内心深处的苦恼都能为他所用。比如，要想充分表现占领时期法国人的感情，仅仅描写压迫、饥饿和迫害还很不够，还有一种感情尤其不能被忽视，那就是耻辱感。洛塞十分明确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影片伊始就安徘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堪忍受的场面：一个已经不很年轻的妇女，全身被剥得赤裸裸的，站在那里任一位官方医生粗暴的双手作着人体各部位的测量，为的是判断她到底是不是犹太人。
    这场戏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方面定下了全片的基调，洛塞的现实主义最后流人了卡夫卡式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克莱恩先生》近似于卡夫卡的作品《审判》，人物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并不是—个只有单向时间标志的环境，这种现实还具有幻像性，象谜一样令人捉摸不透甚至不可知。就连影片的片名都是卡夫卡式的，因为卡夫卡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常是一个叫Ｋ的人，他孤独绝望，悲观厌世，远离现实，神秘虚幻乃至荒诞不经。占领时期的世界也是荒诞的，生活在其中的个人被野兽般的、压迫人的社会中那种非人的统治势力所摧残。那位妇女经过了令人气愤、可憎的“检查”之后，知道自己尚属怀疑对象，找到了与她同来接受检查的丈夫，她宽慰他说，一切都很好，丈夫也安慰她。然而，忧虑不宁已置身于他们的内心深处，这忧虑无疑将击毁他们的幸福，甚至毁灭他们的生命。在表现形式方面，影片作者没有过多地在题材本身的戏剧性上作文章，把影片处理成一部侦探片，而是把重点放在刻画人物心理和揭示环境气氛上，使之成为一部有力、精致而又细腻的影片。
    表面看来，《克莱恩先生》只是一出描写唯利是图者的带有神秘荒诞色彩的戏剧，但对于洛塞来说，首要的是将影片拍成一部社会正剧：德军占领时期的法国和她那不幸的民众。洛塞在谈及影片的创作经过时曾说：“当我着手这部关于占领时期以及如何对待德国人1942年07月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影片时，我读着那些文献史料，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人类如此的残酷无情简直使人不敢信以为真……”。影片确实是以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1942年07月16日，法国维希政府派警察兜捕一万三千多名犹太人，把他们赶进了集中营。
    这一悲剧道路也是克莱恩先生的道路。起初，他养尊处优，以低得不近人情的价格买下犹太人的艺术品，还强迫那些不幸的人们立下对价格表示满意的收据，而到末尾，他经过激烈的内省之后，听任命运的安排卷入了这些犹太人中间。这个细节是非现实的，却有着十分真实的背景：在克莱恩身后，人们又看到了那个犹太人，影片开始时克莱恩从他手中买下阿特里昂·冯·奥斯达所作的那幅荷兰贵族的肖像画，这幅油画既是迷人之作，也是他趋于毁灭的见证。两人这样的相遇自然不甚合乎“逻辑”，然而，这个象征性的重逢却赋予了影片另一种新的解释：人们可以认为克莱恩之所以陷入不幸，是由于他自己所作的不谨慎的私访，但卖主的出现又会推翻这个设想，那个犹太人克莱恩，为了保全自己或为了他的恐怖行动作掩护，冒名顶替天主教徒克莱恩的身份也未尝不可能；或者，那个被重重盘剥的卖主给卑鄙肮脏的唯利是图者设下了这个圈套，他想得到绝望的满足：看到克莱恩也和自己一样遭到流放，走向毁灭。
    这种两可的含糊性也体现在其他的人物身上。比如，克莱恩先生的律师朋友也许是借着克莱恩的破产趁火打劫，表面上是在保护他的委托人，暗地里却在乘机捞一票。这位律师的妻子作为克莱恩的情妇，无疑也是最为嫉妒的女人。不就是她为了报复而驱使情夫荒诞可笑地去跟踪那另一个假设的克莱恩吗？不仅每一个人物都显得模棱两可，令人捉摸不透，而且每个情境也是含糊不清的。克莱恩的《犹太人消息报》报社之行是因为幼稚还是表里不一？他访问报社的目的是想知道为什么会收到使自己受牵累的报纸，但是，接待他的官员使他了解到每个订户卡都必须上报警察总局，这就加深了这一疑问，以及克莱恩因此而产生的恐惧。另一封来信是一封邀请信，他在接到信后来到城堡，见到了那些靠生活在强颜欢笑的节日气氛中来掩饰惶惶不可终日之情的犹太人，他们似乎拼命要把走向灭顶之灾的时针往回拨。他和另一位克莱恩的情妇在这里作了一番奇怪的交谈，还居然和她调起情来。但是，黑夜里出现的那位开摩托车的男人，在院子里差不多看到了这位年轻女人撇下克莱恩朝自己走来，是巧合抑或是阴谋？还是想要证实一下所设的圈套是否发挥了效力？
    在这些场面以及另一些非现实性的场面之间，洛塞插入了大段大段的大肆搜捕犹太人的近乎史料的场景，个人的戏剧正是通过这种表现方式才与集体的戏剧熔为一体。比如，警察总局里忙碌的景象、阿贝赛街女房东的警惕、犹太人的谨小慎微、戏院里上演排犹影片的海报等等，都在时时地提醒观众：克莱恩先生的命运是与那个充满恐怖的年代联系在一起的。洛塞还借机揭示了其他法国人的罪恶般的冷酷，他们对开往体育场路上的塞满犹太人的公共汽车几乎都是冷摸无情。不过，他对自私自利的法国人的指控也有例外，比如克莱恩的正式情人，也就是那位顺从他并完全听命于他的姑娘雅尼娜就具有可亲可爱的态度，克莱恩先生与其说是出于兴趣倒不如说是因为无聊，才把她带到一家落后于时尚的夜总会，去看那些可怜的演员演出粗俗的排犹小喜剧，而且雅尼娜非常厌恶地扭过头去，请求克莱恩与她一起离开这个地方。洛塞认为，雅尼娜是“该片中散发出纯洁气息的少数几个人物中”的一个。
    此外，由于洛塞采用两条情节线索同时展开的巧妙手法，人物和情境显得更为错综复杂。例如，当雅妮娜颇为遗憾地拖着箱子准备离去而又希望得到克莱恩挽留时，克莱恩却正在读报纸上关于某个罗贝尔·克莱恩在一次失败的破坏行动中丧生的消息。两个重要的信息在同一时刻显示在观众面前：在这个忧虑的世界上，他唯一可亲近的人的出走和那个讨厌的与他同名的家伙的正式消失。有时，洛塞还毫不犹豫地干脆利用想象手段。在一节火车的车厢里，克莱恩在短暂的瞬间似乎远离了危险，他坐在一个年轻女人对面，他立即猜想到这个女人是另一个克莱恩的情妇。这个带着迷惑不解的笑容而又似乎对他无所不知的年轻女人，也许就是他的命运、他的不幸的媒介。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这果真是克莱恩的不幸，也许相反，这正是他进行赎罪的表示。洛塞表面上再一次把选择的自由留给了观众，然而他如此明确地表现出迫害的恐怖和手段的恐怖，以至于难以使人感觉真的能够完全听凭观众自由选择。面对这样的耻辱，如此的遭遇和恐怖，还有这般非人的屈辱，人是需要自赎的！从这一层上说，《克莱恩先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影片。
    影片《克莱恩先生》既具有现代意识又崇尚传统观念，作者十分强调影片的哲理性内涵，这种内涵又往往是多义的，甚至是暖昧的，要求观众自己去细心揣度领会。影片虽然写的是反法西斯主义的题材，但它想表达的内容显然要复杂得多。这与洛塞对电影功能的认识有关，洛塞尤其重视影片的认知功能，认为“一部影片的宗旨就是作者对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或社会的思考，不论作者是想脱离这个社会还是想与之斗争。作者应该揭示社会的各种面貌，或者去表达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能同现实建立接触。”洛塞并不十分强调影片的社会批判功能：“如果我不喜欢这个社会的某些价值，我也不会去批判我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我只想揭示这个社会，希望我的影片能表明一种对待社会的责任感。”
    在艺术技巧上，影片《克莱恩先生》严格地遵循传统表现手法。影片较为缓慢的叙事节奏，注重对细节的处理，以及摄影机运动的平稳顺畅，都反映了洛塞作品的一贯艺术特征。他在场面处理、气氛谊染方面都是十分讲究的，例如在表现被占领时期的巴黎的场景中，就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演员的表演是影片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老一辈影星让娜·莫萝的戏虽然不多却为影片增色不少，阿兰·德龙的表演则“从未像在这部影片中那样成熟”。
    本片导演约瑟夫·洛塞（Joseph Losey，1909.01.04—1984.06.22）生于美国威斯康辛，是一位创作态度严肃认真、艺术技巧娴熟、勇敢而又磊落的艺术家。他从1931年起即开始从事舞台导演，深受布莱希特影响。1950年代，由于遭到麦卡锡主义迫害，他被迫离开美国到英国定居。1970年代，由于英国电影不景气，他前往法国发展。洛塞是从拍摄短片开始电影生涯的，1940年代末起开始拍摄长片，并成为一名多产导演，一生中曾经摄制40多部影片，其中多部影片获国际影评界褒奖，如《仆人》（1963）、《车祸》（1967）、《送信人》（1970，荣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托洛斯基凶杀案》（1972）、《克莱恩先生》（1976，荣获法国电影恺撒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等。

Exilé en Europe pour cause de maccarthysme, Joseph Losey met en abyme ses propres vécus dans son premier film français où il retrouve ses amours envers le mystère et le naturalisme du « portrait ». Ainsi le portrait d’un être en crise existentielle obsédé par sa réaffirmation identitaire et la quête de la vérité.
Combien il est intéressant de voir l’évolution psychologique du personnage au cours de cette enquête qui l’amène progressivement à sa propre perte. L’injustice subie du point de vue individuel semble enclencher la violence intrinsèque qui révèle tardivement une prise de conscience noyée dans l’indifférence de la masse tandis que l’assimilation troublante que résulte l’obsession finit par prendre les devants pour être irréversiblement périlleuse. L’identité ne se définit -elle que par rapport à d’autrui?
L’impassibilité que délivre Alain Delon en permanence s’accorde parfaitement avec l’environnement oppressant qui caractérise la France sous occupation.